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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书“公会戎于潜”。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严，而用法之至详者，莫过于《春秋》。
凡《春秋》之书公、书侯，书字、书名，其君得为诸侯，其臣得为大夫者，举皆齐、晋也。不然，则齐、晋之与国也。其书州、书国、书氏、书人，其君不得为诸侯，其臣不得为大夫者，举皆秦、楚也。不然，则秦、楚之与国也。夫齐、晋之君所以治其国家拥卫天子而爱养百姓者，岂能尽如古法哉，盖亦出于诈力，而参之以仁义，是亦未能纯为中国也。秦、楚者，亦非独贪冒无耻肆行而不顾也，盖亦有秉道行义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于纯为夷狄也。齐、晋之君不能纯为中国，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向焉，有善则汲汲而书之，惟恐其不得闻于后世；有过则多方而开赦之，惟恐其不得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于纯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则累而后进，有恶则略而不录，以为不足录也。是非独私于齐、晋，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见中国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纯者，足以寄其褒贬，则其纯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严，而用法之至详者，莫如《春秋》。
夫戎者，岂特如秦、楚之流入于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书之曰“公会戎于潜”，公无所贬而戎为可会，是独何欤？夫戎之不能以会礼会公亦明矣，此学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说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谓会者，而欲行之，是岂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将深责其礼，彼将有所不堪，而发其愤怒，则其祸大矣。仲尼深忧之，故因其来而书之以“会”，曰，若是足矣。是将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观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谨论。
《刘恺丁鸿孰贤论》
论曰：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几耳。
东汉刘恺让其弟荆而诏听之。丁鸿亦以阳狂让其弟，而其友人鲍骏责之以义，鸿乃就封。其始，自以为义而行之，其终也，知其不义而复之。以其能复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诈也，此范氏之所以贤鸿而下恺也。其论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及后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诡激之行兴矣。若刘恺之徒让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范氏之所贤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尽者，请得毕其说。
夫先王之制，立长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乱，非有意私其长而沮其少也。天子与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国，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专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与人，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国与人，天下之通义也。夫刘恺、丁鸿之国，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将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传之于所不当立之人，虽其弟之亲，与涂人均耳。夫吴太伯、伯夷，非所以为法也，太伯将以成周之王业，而伯夷将以训天下之让，而为是诡时特异之行，皆非所以为法也。今刘恺举国而让其弟，非独使弟受非服之为过也，将以坏先王防乱之法，轻其先祖之国，而独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礼，绳之以法，而恺之罪大矣。
然汉世士大夫多以此为名者，安、顺、桓、灵之世，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韦玄成以侯让其兄，而为世主所贤，天下高之，故渐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为无能而摈之。则丁鸿之复于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屡叹也。谨论。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论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
后世学衰而道弛，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大，而深折其词。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
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若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自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谨论。
《形势不如德论》
论曰：《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未尝不以藉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凡形势之说有二，有以人为形势者，三代之封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欢然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其善可得而赏，其恶可得而罚，其谷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当此之时，君臣之势甚固。及其一旦溃然而去，去而不返，则为寇仇。强者起而见攻，智者起而见谋，彷徨四顾，而不知其所恃。当是时，君臣之势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以示天下形势。刘颂所谓“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此以人为形势者也。然周之衰也，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无几也，是则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
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于仁义也。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之固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此以地为形势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
夫三代、秦、汉之君，虑其后世而为之备患者，不可谓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于其所不虑。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谨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论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数千岁，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矣，然而礼废乐坠，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学之不至，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途之人皆可以为礼。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论明堂者，惑于《考工》、《吕令》之说；议郊庙者，泥于郑氏、王肃之学。纷纷交错者，累岁而不决。或因而遂罢，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昔者西汉之书，始于仲舒，而至于刘向，悼礼乐之不兴，故其言曰：“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杀伤。今吏议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礼乐则不敢。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而范晔以为“乐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谢皋、苏而法令亟易”。而至于礼，独何难欤？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气养生，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