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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杀。直到洪武十四年，决意用武力占领云南，分派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鼓勇继进。
这时的云南在政治地理上分属三个系统：一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直属蒙古大汗；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段氏土酋，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政治权利；三是其他区域和南部非汉族诸部族的土司地域。前两者区分为路府州县。就汉化程度而言，一者最深，三者最浅。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时，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宣慰，和思州宣抚先后降附。到夏国平定后，与四川接壤的贵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贵州宣慰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归顺明朝，云南的梁王政权也就随之失去了东北两面强有力的屏障。
明兵由东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这个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接处，与梁王主力相呼应；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直捣昆明。东路军一路顺风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于洪武十四年年底平定昆明，梁王兵败自杀。昆明既下，东路军又迅速回师与北路军会攻乌撒，附近东川乌蒙艺部诸夷族完全降伏，昆明附近诸路政府也都以次归顺。第二年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树立了军事统治中心。着手大力改善交通状况，开筑道路，设立驿站，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通讯联结起来，建立军卫，控扼粮运。然后以大军西向攻占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各少数民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云南为５２府５４县。云南边外的各国政府也纷纷遣使修好，敬表臣服。明廷又设缅中缅甸和老挝八百诸宣慰司，以示慰抚。朱元璋又加封大将义子沐英为西平侯，统兵镇守云南。沐家世代英才，在云南三百多年，竟与明朝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朱元璋当年攻取太平时，将其俘获，后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及扩廓贴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
在东北，除纳军以外，辽阳沈阳开元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元辽阳守将刘益归降，朱元璋遂建辽东指挥使司，统辖辽东军马，以次征服辽阳沈阳开元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败扩廓主力，并进攻应昌，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随着扩廓的死去，元军失去了一只最强大的攻击力量，西路军和中路军也日渐衰困，无力南顾，再也不敢深入内地剽掠财物了。
朱元璋则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回族部落，给以土司不同名义或王号，极尽分化瓦解，拉拢利用之能事。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内，就各个军事要害处，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武力压迫蒙古人不得不退缩漠北，不敢靠近边塞，扰乱边境群众的经济生产和安宁生活。
至此，西北的问题算是很好地解决了，朱元璋回过头来全力解决东北问题。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朱元璋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出征纳哈出。
为了保证大军的粮饷供应，同时也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冯胜等将领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大军从长城松亭关开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等四城，储备大量军需粮饷供给前方；同时留下相当军力屯守，严防粮草被劫。然后以主力部队东向由北面包抄纳哈出。老纳势穷力竭，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境遂告平定。
辽东既定，大明的江山一统算是真正完成了。和前朝一样，大明帝国拥有许多属国和藩国，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了。洪武廿五年，东面的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柱推翻了亲元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并宣誓永世效忠大明王朝。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镇腊占城暹逻及南洋群岛的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部族和土司接受封赠，听从王朝节制。
按照旧制，藩属国必须在接受帝国新政权的印授册诰的同时缴还先朝的印授册诰，尊奉帝国大统正朔，然后遣使称臣入贡，永做藩臣，万世通好。帝国承担藩国遭受危险时的保护义务，对其内政则从不干涉，任其自立。帝国政府特设立三个市舶司管理沿海三个通商口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日本通商口岸，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吸取元朝屡屡兴兵海外，而得不偿失的教训，确立了致力于大陆经济发展，子子孙孙不要海外扩张的政策。他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儿孙们：四方诸夷皆险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中国子孙侍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综观历朝历代，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总是奉行一种保土安民，努力防御而非积极进取的和平政策，这是一种黄色文明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固然是几千年崇尚 “温良恭俭让” 的儒家传统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不可否认也是一种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优势心理体现，同时也同人们对海洋的经济利用价值认识肤浅密切相关。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总是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我感觉中陶醉，逐渐失去了独步世界的锐气，不断丧失了自己的海洋权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地方土司，朱元璋则恩威并施。
一是不吝封赐。对于土司酋长封以官位。允许其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利用他们倾心内向，维持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征缴赋税。土司衙门有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司等，封官可以世袭。
二是实现“改土归流”。“土”即“土官 ”，指当地部族酋长，土司长官；“流”即“流官 ”， 指由朝廷派任的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地方官。实际上也就是用流官监视土官，将其政治经济行为尽力纳入朝廷规范。对于极边远的地区，朝廷采取放任自流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军政大事全凭其定夺。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 如派流官协同治理， 开设官路驿道，选拔土族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如此潜移默化，逐步将其改建为朝廷直接治理的州县。
治理西北羌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代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与蕃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都是喇嘛教中心，僧侣兼管政事，明廷仍袭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蕃民，定期朝贡。为了永图入贡和通商利益，就得世代保持袭官和受封的权利，因此僧侣法王都表现得服服贴贴，尊奉朝廷。明朝三百年，西部羌族大体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
二 改组军队 扼守长城固国防
洪武二十年，随着辽东平定，江山一统；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分化治理也取得一定成效。国泰民安，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由于帝国规模的扩大，军事形势的发展，国防和国都问题也就愈显突出。
基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几千里的海岸线的暴露，时时都处于被倭寇侵掠的危险境地；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势力，元帝北走沙漠，仍有强大军力，如不在险要处屯兵，则铁骑奔驰，黄河以北便不可守。可是若把边塞重兵军权托付诸将，又怕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造成藩镇割据，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国防前线，才能收统辖指挥的功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北方又必然是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依附经济中心，则北边空虚，无法堵住蒙古人的入侵；若建在北方与军事中心合一，则粮食军需仍需靠东南大量供给，劳民伤财，极不划算。
能不能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呢？通过对历史的比较借鉴，朱元璋找到了一个确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建都于东南财富之区，封子弟于北边国防据点和全国军略重地。以此确保江山永固，社稷安定。
明初定都应天，主要是经济原因。第一是江浙富庶，“财富出于东南， 而金陵为其会”。 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忍放弃；若忍痛割爱，必然又是一番劳费。第三是从属将士大都是江淮子弟，不愿离乡别土。洪武元年攻取汴梁后，朱元璋曾亲往视察，觉其虽位置适中，但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还不如应天。但为了西北的军事进攻，必须有一个军饷和军力的补充基地，遂仿古代两京制，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汴梁）为北京。
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图，形势改变，帝都问题再度提出。朱元璋力排众议：据南京形胜之地，虎踞龙盘，足以立国。且临濠前临长江后倚淮水，地势险要，运输方便。遂决定以临濠为中都，动兵修筑城池宫阙，从洪武二年九月到八年四月，经刘基坚决反对，才不得不放弃了建都的打算。洪武十一年才改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
京都虽然确定，朱元璋并未放弃迁都西北的雄心，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形胜。太子回朝后，晋献陕西地图，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 迁都大事遂至搁浅。 这时朱元璋已６５岁，从此不再轻谈迁都之事。
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的四月初颁发《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四月封皇二子到十子为亲王。但是亲王就藩，实际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师之后，第二子秦王建国西安， 三子晋王建国太原； 十三年，四子燕王建国北平；十四年五子周王建国开封，六子楚王出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