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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保护学生，并向皇帝进言宽释。朱元璋先是不予理睬，说祭酒只管大纲，监生饿死，罪在亲教之师。文征又设法与同乡吏部尚书余（火气）商定，由吏部行文令宋讷告老还乡。照理，宋讷年届７５岁，是该退休了。当其向皇帝辞官时，说出自己辞职并非真心，朱元璋大怒，追问前因后果，一气之下尽杀金文征一伙，并将其出榜昭示，载入《大诰》。这也算是国子监发生的第一起学潮。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学潮又起。监生赵麟因不堪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法外用刑，把他杀了，并枭首示众。
和统制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受严刑重罚的约束。历届祭酒只有深得朱元璋宠幸的宋讷得以善终，死后恩礼有加，余者不死即贬。朱元璋通过这种严酷的奴性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官僚，逐步地充实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去，绝对忠实地执行皇朝的政令。
一般来说，只要耐住寂寞，循规蹈矩，学成毕业，监生都能授以官职。以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的监生任官情形而论：第一，监生没有一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做到地方大吏从二品布政使，最低的也是正九品的县主簿，以至无品级的教谕。第二，监生也无固定的任官性质，监生万能，几乎无官不做。第三，在校监生几乎无事不能做。除任官以外，还可奉命出使，巡行列郡，稽查百司，清查黄册，督监水利等等。第四，监生各年任官并不确定。以洪武二年和洪武二十六年为最高，十九年为最多。从十五年以后，监生的出路已渐渐不如以前了，从做官逐步转向丈量田亩、督修水利、清查黄册等基层技术工作中去了。
除国子监外，政府官吏的来源还有科举制度。国子监生可以不由科举直接任官，而从科举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每三年在省城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及格的为举人。各布政司举人名额是一定的，除直隶百人最多，广东广西２５人最少，其他都为４０人；第二年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会试，会试及格者再在殿廷经一次复试，称廷试或殿试。发榜分一二三甲：一甲只有３人，分别叫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又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由布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状元授翰林院御修，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的为翰林官，其他均授官职大小有差。举人贡生会试不及格的改入国子监，也可选作小京官，或作府佐州县的正官及学校教官。
科举各级考试，专以四书五经为题，文体略仿经义，体裁凡为排偶，叫作八股亦称制义。这是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十五年以后，定制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每试三场：初试四书仪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学校和科举并行，学校是科举的阶梯，科举是学生的出路。学校的兴办，不但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更主要的是使皇朝的统治思想深入民心，不断地教化臣民遵守臣道为国效力。科举的提倡，选拔考察了一批优秀人才，为皇朝的政治经济统治训练了一大批忠实能干的官僚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任人唯亲的官场腐败气息，实现了唯才是举，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仕途之道。
但是，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过份奴性化，专以四书五经为要，严重束缚人们思想智慧，死读书读死书，以至于“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勿者，惟四子一经之笔，是鑽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其迂腐之态可见一斑。以这样的人才去治国，因循守旧者是，革新进取者非。长此以往因循苟且，死气沉沉，失去进取活力，国家很难欣欣向荣，朝气勃蓬。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自明朝以后逐步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 普查国情 发展农业盈国库
皇朝的长治久安，根本上是需要国民经济的发展。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来，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农民问题也一直是历代王朝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农民反则天下大乱，农民安则天下太平。
朱元璋从贫苦农民出身，对此不能没有深切体会；又以投身农军为基础，扫灭群雄，抵定天下，就不能不对农民问题给以更大的关注。朱元璋常说 ：“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黑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税纳租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
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兼并在豪族地主手中，大部分贫苦农民则忍饥挨饿，无田可耕。朱元璋也曾经受尽地主的剥削压迫，对其有一种骨子里的本能的自然仇视。虽说建国伊始，江山不固，国力疲弱，朱元璋对各方地主豪强的既得利益，不得不也不敢不加以特别保护和尊重。但是不久以后，朱元璋就开始了无情打击地主豪强的利益。
一种是利用行政手段，强迫迁徙，使豪族地主离开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山东、山西等处，釜底抽薪，根本削除其在地方上的深厚势力，还给农民部分农田。
二是假借种种政治案件，株连牵及，苛刑诛灭，一网打尽，满门抄斩。洪武年间的几桩大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不知屠杀了多少豪门望族，甚至一个地方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在公布此案时说 ：“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
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刑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遁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戳。沿途节次遁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
朱元璋将抄没的豪族田产收归国有，然后大部赏赐给新的官僚贵族，小部分还给农民。用屠杀手段加速改变土地的持有者，洪武三十年中，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无一幸存。
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充分合理利用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为了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民对政府怨恨不平的心理情绪，朱元璋用了２０年时间，任用大量监生，大规模地举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为农业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６００多年来，历朝历代多少政治家梦寤以求却没能作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之所以要进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是因为６００多年来，从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普遍调查，土地簿藉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就连这些不符实际的簿藉也大部轶失，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在登记，逃避政府租税；半数的土地面积和负担轻重不一，极不公平。地主的负担转嫁给贫农，土地越多交租越少，土地越少交租越多，由此造成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经过实际丈量以后，使所有过去逃税的土地都登记完粮。全国土地，记载田亩面积方圆，编列序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册，是为鱼鳞册，政府据以确定赋税标准。洪武廿六年，全国水田登记总数为８５０７６２３顷，夏秋二税收麦４７０万石，米２４７０万担。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１２１１４７００担比较，增加了一倍半。
通过人口普查编定了赋役黄册，并重新确立了新的乡村管理组织机构。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十户地主为里长，把余下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少，每甲轮值一年。每年由当值的甲完成政府要求的义务劳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休养生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定黄册，使之合于实际。据洪武廿六年统计，全国有１６０５２６８０户，６０５４５８１２人。比之元朝的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１１６３３２８１户，５３６５４３３７人净增３４０万户７００万人。
为了确实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积极为农民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建国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 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积极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防涝的，都要因地制宜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有专长的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年间统计开塘４０９８７处。
此外，朱元璋还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
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