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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女中尧舜
元丰八年（1085年），变革不成的宋神宗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病逝，皇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年仅八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保守派代表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也相继上台，掌握了朝政。当时宋哲宗年龄尚幼，根本不能处理朝政，大权完全在高太后的掌握之中。司马光在高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人为谏官，竭力打击变法派人物和奉行新法的各级官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这些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中，不一而足。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元祐期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宋哲宗才亲自处理朝政，改元“绍圣”（绍述宋神宗之政）。
西夏当权的梁太后和兄长梁乙埋也死在这一年。梁太后为夏惠宗李秉常生母，夏惠宗皇后为梁乙埋之女，因此梁氏一家二后，连续操纵两朝政事。梁乙埋多次派兵侵扰宋朝边境，宋鄜延路经略使赵卨曾写信质问梁乙埋，问他为什么要与宋朝结仇。梁太后临终前留下遗书，说西夏世世代代接受宋朝的封爵，宋朝对西夏可谓有大恩大德，但目前宋夏双方战争不息，因此，她决定将遗留的物品上交给宋朝，表示自己并未曾忘记宋朝的恩情。梁太后去世后，夏惠宗将母亲骑过的马匹、白骆驼等物献给宋朝，宋朝派遣刑部郎中杜纮出使西夏，祭奠梁太后。然而，宋与西夏的战事并未就此息止，就在同一年，西夏驸马拽厥嵬名与宋军交战，被宋将赵卨设计擒获。特别要提到的是，“元祐更化”时，司马光力主将宋神宗时宋军用生命夺取的米脂、安疆、浮图、葭芦等四寨，无偿地送还给了西夏。
这一年六月，北宋理学家程颢溘然长逝。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今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担任了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如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等，颇有治绩，后来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为元帅，待程颢颇为优厚。当时有个叫张怀素的道士，名气很大。蔡卞也很推崇张怀素，告诉程颢说：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自称不是凡人，已经活过千岁，早在孔子杀少正卯时，他就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程颢听了蔡卞的话后，暗中偷笑不已。后来程颢要去四明山（浙江余姚附近）时，张怀素刚好要去会稽，便想与程颢同行，但他有事没有办完，便派人让程颢稍候。程颢叹息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张怀素所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因此没有等张怀素而自行离开。二十年后，张怀素谋反东窗事发，为了脱罪，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却找不到任何程颢与张怀素交往的证据，不得不作罢。程颢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新法，因而被排挤出京师。程颢回到洛阳后，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过从甚密。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举荐程颢为宗正寺丞，但尚未到任便病逝。程颢死后，无论与他有过交往而认识他，或是毫无往来关系的官僚士大夫莫不扼腕叹息，悲痛不已。文彦博采纳众多士大夫的建议，在程颢的墓碑上题上“明道先生”四个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因为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宋朝在这一年的状况，基本上是延续因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内耗。随着宋神宗的死，变法派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这一年也因而成为保守派全面反扑打击变法派的转折点。不过从这时候开始，变法派与保守派已经由最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为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进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一 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宋神宗赵顼（音xu，同须）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