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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西的统治，兀良合台、帖哥火鲁赤、带答儿实现南北合兵夹击四川，开辟了从川江以南包抄南宋的另一条战线。蒙哥认为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的时机已经成熟。
宝祐六年（1258年），新一任的蒙古大汗蒙哥发三路大军侵宋：蒙哥亲率主力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武昌），云南大元帅兀良合台北上攻打潭州，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哥汗领兵四万，由六盘山出发，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节节败降。年底，蒙哥沿嘉陵江进攻重庆，到合州，遭到了知合州府王坚（孟珙部将）的抗击。蒙哥亲临督师，四面围攻。王坚拒绝招降，在全城军民的奋勇支持下，凭借钓鱼山城的天险地形，坚决抵抗。从二月至七月，打退了蒙古军的多次进攻。最后，蒙哥在作战中负伤，回营后死在军中（一说病死），蒙古大军只好撤退。这就是著名的合州保卫战。这一胜利，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
忽必烈一路在进军鄂州途中，得到蒙哥的死讯。忽必烈继续进军围攻鄂州，准备获胜后再北上夺取汗位。在鄂州前线督战的宋宰相贾似道，畏敌惧死，不敢应战，竟私自遣使到忽必烈军营求和，擅自开出如下条件：宋朝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这时，蒙古诸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蒙哥、忽必烈弟，拖雷第七子）。忽必烈心急如焚，急于赶回去争夺汗位，因此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随即率军北还。
另一路兀良合台军则在潭州遭到宋将向士璧的抗击，也撤兵北上，赶去与忽必烈会合。
忽必烈回到蒙古后，凭借武力在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河北岸）即大汗位。阿里不哥在和林自立，联合漠北、中亚诸王与忽必烈汗展开大战。不久后，阿里不哥失败，被迫向忽必烈汗投降，两年后病死。阿里不哥败降后，忽必烈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但隐瞒了私自求和的事实，还截杀殿后的蒙古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宋理宗不辨是非，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忽必烈为汗后，派使者郝经来谈和议事，贾似道生怕之前议和一事泄露，将郝经秘密逮捕，关押在真州军营（今江苏仪征）。郝经被扣十五年后才被释放，北还回国后很快病死。这样，贾似道独专朝政，一手遮天。宋理宗对此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寻欢作乐。
不久，在位四十年的宋理宗病死，因无子嗣，由其弟荣王赵与芮之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尊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为皇太后，立妃子全氏为皇后。
据说宋度宗赵禥生母黄定喜因地位低下，感到前途无望，怀孕时曾服药堕胎，结果没有成功，生下的孩子就是赵禥。但因为出娘胎前受到药物影响，赵禥智力低下，七岁才会说话。所以，当宋理宗决定立赵禥为太子时，不少大臣都坚决反对。但赵禥是与宋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宋理宗坚持己见，还因此罢免了宰相吴潜，最终立赵禥为太子。
宋理宗来自民间，根基单薄，为了保持住自己这一脉的皇位，在为赵禥选择皇后上也是煞费苦心。他也明白赵禥资质太差，难成大器，便一直想给赵禥选一个聪明伶俐的妃子，千挑万选，终于选中宋理宗母亲全氏的侄孙女全玖。全玖父亲早丧，初入宫时，宋理宗还安慰她说：“令尊宝祐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换作常人，定会悲而哭泣，然后说一些感恩的话，不料全玖回答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宋理宗由此对全玖刮目相看，于是册其为太子妃。
赵禥登基为宋度宗后，比宋理宗更加沉溺于酒色。凡是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按照惯例要于次日早晨去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宋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前来谢恩的嫔妃竟然多达三十余人，由此可见这个皇帝荒淫到了何等地步。宋度宗自己一心玩乐，忙于醉生梦死，将朝政全部交给贾似道，称其为师臣，从来不呼名字。朝臣都得称贾似道为周公。又加号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太师、魏国公。
贾似道大权在握，还生怕自己的地位不牢靠，为此而费尽心机。他监筑宋理宗陵墓完工后，故意辞官回乡，又密令襄樊守将吕文德谎报军情。宋度宗、谢太后惊骇之下，不辨真伪，立即下诏将贾似道请回。贾似道还不满足，还多次以辞官要挟宋度宗，宋度宗为了挽留这位权相，竟然涕泣拜留。贾似道欲擒故纵的无耻行径激怒了同知枢密院事江万里，他劝宋度宗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江万里因此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当时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豪华堂室，他自己也整天忙着纵酒行乐，根本不顾朝政。有人题诗嘲讽贾似道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朝中官员只好将文书都抱到葛岭贾似道家中，交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时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利的混乱，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兵锋直指南宋。
此时，宋军要塞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策，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不过，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可支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为此，刘整建议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加以提醒，但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汗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刘整又向阿术献议，认为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忽必烈汗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城自万山（今湖北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后派张世杰（张柔前部将，一说为张柔侄）、夏贵、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均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守将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当年正月，南宋朝廷派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救襄、樊。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竟然命范文虎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却日恣淫乐，拒不发兵。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 （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就是元太宗，贵由汗就是元定宗，蒙哥汗就是元宪宗。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宋将范文虎曾率军督运粮饷输之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干脆弃战船、辎重而去。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李庭芝屯驻在郢州（今湖北钟祥）。他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军便衣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招募到三千民兵。民兵领袖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张顺等斩断元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