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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的彼岸
目录
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
徐志摩的朋友
奥国的飘零
布拉格一日
日本游记
美国的“中国城”
浪漫的圣徒
“刺猬”与“狐狸”
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
“象牙塔”内的臆想
书债
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
什么是“西化”
多年追求的恋人
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
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
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
总 序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
《西潮的彼岸》 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
也许一般“红尘”中人不会相信，他到康桥来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徐志摩。他在中学的时候曾经熟读过《再别康桥》，他也记得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所描写的“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只远处牛奶车的铃声……
《西潮的彼岸》 布拉格一日
布拉格——在苏联进入十七年以后，在知识分子精英销声匿迹以后，当全世界的注意力转向波兰，几乎将它遗忘的时候——我终于来了。
《西潮的彼岸》 “象牙塔”内的臆想
茅盾思想上的架构是一种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写实主义，但他与一般左派作家不同，对于社会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而偏重描写革命前夕人性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读来颇有悲剧的意味。
《西潮的彼岸》 多年追求的恋人
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的时候，交了几个好朋友，他们的兴趣都是文学和创作，所以才办了《现代文学》这本杂志。
总 序序 言
序言
事隔三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更难描述我写这两本书中文章的个中滋味。诚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只有三十岁（写“徐志摩”文时还不到三十岁），现在从“花甲”之年的视角回顾，已经没有任何激情或伤感，但也不忍自嘲。只想起约四五年前在台湾台东旅游时见到一位文学界的朋友，他也人到中年，但比我至少年轻十多岁，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很诚恳地对我说：“我在中学时代是看你的书长大的，不过现在早已不看你的文章了！”意思似乎是：现在时过境迁，早已越过那个时代了。我回答说：“我自己也不忍卒读。”
真的是“不忍卒读”吗？其实心中对于这些年轻时代的旧文不免也产生鲁迅对待自己的散文诗《野草》的感觉——“我自爱我的野草”（《野草·题辞》），原因可能也相似：现在的我再也写不出那股激情来了。前晚看法国旧片《广岛之恋》（Hiroshina Mon Amour），片中有一个镜头令我特别感动——法国妇人深夜在酒吧和她的日本情人边饮边谈她的第一个爱情故事，突然激动地说：“我那时候真年轻！”这种感觉，人不过半百恐怕很难感受得到。《西潮的彼岸》就是一本“我那时候真年轻”的感情记录。
二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浸透了一股浪漫的情怀，这是个明显的事实。可能是因为我受了自己论文题目的影响，为了写《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连我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浪漫起来了。于是从徐志摩写到他的英国朋友；于欧游的经历中把自己的飘零心态加在异国文化身上；又从理想的高峰批评日本和中国香港的现实；当然更把自己的感情信仰追溯到徐志摩和先师夏济安先生（《浪漫的圣徒》）；甚至写了一篇情文并茂但却是莫须有的《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倒是《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先父李永刚在抗战时期曾写了一本日记《虎口余生录》，该文即为日记多年后在台湾出版时我写的后记）一文写得特别用心，原因自明——我觉得这本日记不但是“家史”，甚至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该算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浪漫之余》延续了《西潮的彼岸》的风格，多加了几篇半学术性的文章，后来又收在我的第三本书——《中西文学的徊想》中。此次将三本书重新编排成两本，分别为《西潮的彼岸》和《中西文学的徊想》，换言之，《浪漫之余》被分割了，其中较富感情或个人意义以及留学读书经验的文章被收入第一本书，而讨论大陆及台湾地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被收入第二本书，和有关中西方现代文学的文章放在一起，庶几合乎《中西文学的徊想》原名的意旨。
如此安排也是为了避免重复。其实在三十多年的留美生涯中，我写的中文文章并不多，就只有这三四十篇，倒是在最近三四年，特别是自哈佛教职退休后，文章才多起来，也许这代表了我以文字“落叶归根”的心情吧。
在《浪漫之余》原序中，我曾为我早年的“西化”思想和“海外华人”的立场再三辩解，其实这些论调也已过时。在这个“全球化”的“后现代”世界中，“西潮”早已失去当年的历史意义（这原是取自蒋梦麟先生的一本自传书名），而“彼岸”呢？我指的本来并非中国传统文化，而现在也无所谓“回头是岸”的说法了。即使我将来随妻子归佛，放弃这个商品消费文化的荣华富贵，恐怕“回头”也为时已晚了，倒不如把自己早期的作品“立此存照”，或者可以为21世纪的“世故”读者带来些许“天真”之情，则予愿已足。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协助此书出版，也是这个作品系列的倡议者——季进，还有我的妻子玉莹，她非但对于我年轻时候的故事了如指掌（当然是经过我无数次的重述），而且比我更珍惜这些旧作的价值，并鼓励我将之再版，因此我要把这些书——过去写的、现在和将来写的——都献给她，并以此见证我们的感情和婚姻。这就是“浪漫之余”的成果。
李欧梵
2005年6月30日于大连旅次
总 序新版自序
新版自序
我在美国求学和任教将近四十年，但只出过三本文集：《西潮的彼岸》（1975年）、《浪漫之余》（1980年）和这本《中西文学的徊想》（1986年）。此书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海外文丛”之一，总策划是现任《明报月刊》编辑的潘耀明，责任编辑是名作家舒非（蔡嘉苹，她也是拙著《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的编辑）。事隔三十年，我还是要表达一份感激之情。
我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发现其中部分文章早在前一本书——《浪漫之余》——中已经收过了，又“再版”一次，有点像唱片公司把某位演奏家的旧版再重新包装出售，似乎有欺骗消费者之嫌。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时，编者认为香港的读者未必看过我在台湾出版过的书和文章，所以愿意重印，这当然是他们的厚爱和善意。但此次再出新版，我不愿自我重复了，所以决定腰斩我的《浪漫之余》，将其中所有关于当代大陆和台湾作家的文章放入本书的前半部分，而保留本书原版的后半部分，庶几合乎《中西文学的徊想》的意旨。
我在1985年写的《初版自序》中曾对本书的内容略作解释，此处不赘述。然而我仍然感到一股凄凉：非但“五四”文学已成了过去，而且本书中讨论的几位作家，如钟理和、王祯和、高晓声早已作古。这些人的作品，有的早已成为文学经典，有的却似乎被时代遗忘了。在过去二十年间，海峡两岸的华人社会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迁，所以这几篇半学术性的文章也随着它们所讨论的作家成了明日黄花，甚至连“学术价值”也所余无多。我只能感叹，却无由自辩，只好说其保留了一点主观的见证。我也自觉是上一代人了，所以近年来对于当代海峡两岸的作家和作品不够关注，好在有令我尊敬的学者、“接班人”王德威，为当代作家写了不少权威性的评介，我甘愿做他的读者和所有后起优秀作家
我感到吊诡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年老时“落叶归根”回归中国自己的文字和文化，而我适得其反，越老越不安分，虽然是用中文写作，但近来感兴趣的题目仍然是西洋文学、音乐和电影方面的，而且变本加厉，想用中文著书立说，讨论这类本属于我专业以外的题目。所以我有时自嘲说：“看来我还要‘欧’化一段时期，才能够听到东方的‘梵’音，再回归‘此’岸。”
读者在本书中不难看到我对于现代南美和东欧特别是捷克文学的浓厚兴趣。后来我非但数次欧游，成了布拉格的常客，而且还陆续写了数篇关于东欧的文章。今年初，老友刘绍铭约我编一个自选集（《浪漫与偏见》，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我忍不住又把这些有关东欧的文章一股脑儿全部放了进去。其实还有两三篇曾在台北的报刊登载过，但至今连原稿也找不到了，否则理应放在本书中补遗。
我为什么对东欧和捷克的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原因至少与两个人有关：普实克和昆德拉。前者是我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老师，后者是我最仰慕的当代欧洲作家（他久居法国以后的作品，我反而失去了兴趣），二人皆是捷克的知识分子，况且普实克的命运，还和中国文化切身相关，他是欧洲汉学界的启蒙人物之一，我曾在长文《布拉格一日》中特别提到他，并故意和卡夫卡——我在大学时代最敬仰的现代主义作家——相提并论。
而昆德拉呢？他的早期小说当然令我想到了中国，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提到他，据说其中一篇《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武汉的一个学报转载后（是徐迟先生安排的），还引起不少中国作家的讨论。至于捷克诗人塞弗尔特，则给了我接触捷克文的唯一机会，在我的心路历程中弥足珍贵。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功力再写一篇关于捷克的作曲家雅那切克的评论文章；还有另一位作家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