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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墓前。有两个人站在墓后，合力举着一个墓碑，K一到墓前他们就把墓碑栽在坟上，从树荫里又走出第三个人，K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艺术家，他手里拿着一支普通的铅笔，正在空中乱画。
这个艺术家于是用他的铅笔在墓碑上写字了，而且是纯金的字，每一个字母清清楚楚：“此墓乃是——”，K急于看墓碑，当他的眼光终于碰到艺术家的时候，艺术家却停了笔，而且甚为尴尬，而K也同时觉得不安，两个人无助地对望了几眼。墓地教堂的钟开始响了，艺术家手一挥，钟声停了，但不久又开始响，而且声音悄悄地，一会儿又停了，好像在做某种试探。K顿时感到痛苦不堪，因为他体会到艺术家的困境，于是掩面哭泣起来。艺术家等待K哭完以后，觉得既然没有其他办法还是继续写他的墓碑吧，可是他的字体却有点不工整了，而且金色也褪了许多，这有气无力的一笔写出来的字母却是一个很大的“J”，艺术家踩着脚下的土，显得十分生气的样子。K终于明白了，他没有时间道歉，遂两手拼命地挖土，一切似乎早已安排好，土层下露出一个大坑，于是K的身体就向大坑中沉了下去。当他进入穿不透的深坑的时候，他仍然扭着颈，头往上看，看到墓碑上自己的眉飞色舞的名字。
正迷惑于这一景的时候，他醒了。
这个小故事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寓言的内涵是很深沉的（自己的死亡？自掘坟墓？艺术家是自己的双重人格？艺术带来的终究是死亡？而死亡本身——既然是深不可及——又是一个谜？一个梦？），但表面上的文字似乎又很浅显。卡夫卡大多用德文写作，我看的当然是英译本，只能约略揣测其中的一点味道。我也知道一般写实主义作家对卡夫卡颇有偏见，基本上认为他的作品消沉、颓废、虚无、抽象而难懂。我自己当年读《现代文学》上的卡夫卡作品的中文译文，也觉得似懂非懂，甚至也认为他的文字太过抽象。
布拉格之游使我对卡夫卡作品的看法大为改观。他那个梦中的墓地是真实的！我们参观的墓地旁边就有一个小教堂，而且，微弱的钟声似断似续，不也恰像昨夜钟楼上那个骷髅敲着的钟声吗？也许，他的这个梦是写实的——至少在客观的景物上是写实的。西方文学中死亡是一个极重要的主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却大多言“生”，譬如为人生而艺术），托马斯·曼和卡夫卡更是两位描写死亡的大师。
面对死亡需要勇气，特别是当死亡正包围着你生活周围的现实世界的时候。
我站在墓地里，烈日当空，墓碑上刻着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有不少名人，就是找不到卡夫卡，更找不到约瑟夫·K！一座座墓碑挤成一堆，也许，埋藏在地下的人更多吧。卡夫卡在哪里？我查过他的生卒年月：生于布拉格，1883年7月3日；死于1924年6月3日，6月11日葬在布拉格犹太人墓地。也许是另一块墓地吧，其实，他那《一个梦》中的墓地不是更真实吗？
找不到他的墓，我一定要找到他的书房——我毕竟还是一个书呆子——于是，在近乎向向导哀求的情况下，我和另一对美国犹太夫妇终于被带到墓地外的一个街角，看到一幢普通的房子，墙上有一块金牌，上面的金字全是捷克文，我只认出卡夫卡的名字，金牌几乎被几块木板遮住了——原来这个街角的建筑都在整修中，我们当然又不得其门而入。“这就是卡夫卡的书房，”向导女士说，“现在，在布拉格他的作品也很少看到了！祝你们旅途愉快！”她突然扬长而去。
我们三个人站在街头，不知所措——两个芝加哥来的美国犹太人，一个流落在芝加哥的中国人！怎么办？于是，我们又乖乖地举起了照相机。
普实克
我认识普实克教授大概是1967年的事，那个时候我在哈佛念中国思想史，对文学一直有兴趣，可是不得其门而入，那一年哈佛请普实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主讲中国现代文学，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事，因为哈佛——和当时美国所有的学府一样——根本不重视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有位教授还认为中国自《红楼梦》之后就没有文学。所以，普实克教授之被邀，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也许，这和他身为欧洲学者的身份有关吧，美国人都是崇拜欧洲人的。
普实克教授那一年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为一般学生开的中国20世纪文学，一门是为研究生开的讨论课“晚清小说”，记得我们读的是《孽海花》。我当然两门课都选了，而且兴趣极大，甚至在学期结束时写了两篇论文（普实克教授对于低班课只要求写一篇论文，高班课只需细读和讨论，不必写文章），而且有点年少气盛，除了炫耀心理作祟外，也想故意向普实克教授挑战。因为我当时认为他是捷克学者，而捷克在学术研究上一定会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注重“革命作家”。他非常推崇鲁迅和茅盾，也谈到郁达夫，可是对于不革命的新月派诸人——如徐志摩——几乎只字不提，所以，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故意写新月派（后来对徐志摩的研究竟然变成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普实克教授在课堂上讲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的硕士论文也恰好以萧军为题，不过，我觉得萧红的作品《生死场》要较《八月的乡村》更好；普氏在课堂上介绍了一点“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我当时一知半解，却偏要以《生死场》证明结构不完整的照样可以是好作品，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布拉格一日（4）
普实克教授看完我的两篇文章后，非但不以为忤，还要我多影印一份论新月派的那一篇，并且说要带回捷克去，因为那边的资料不足，以后应该多注重这一类的题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我的文章一个小节上的订正——他看论文倒是很仔细的——我提到徐悲鸿，用的是英文拼音，他说徐悲鸿当年用的不是英文名字，而是法文。接着（也许是在另一个场合吧）他就谈起法国绘画来，并且说他如何崇拜毕加索的画，我听后大吃一惊，一位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语境中出来的学者竟然会崇拜西方现代派的艺术，于是开始觉得普实克教授的胸襟比我想象的宽广得多了。
他从毕加索谈到中国古代的俗文学（他在这方面也颇下过一番功夫），又从俗文学谈到他和郑振铎的友谊，又大骂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疯狂（当时大陆“文革”正是方兴未艾，而且似乎波及西方，美国学府正在大闹学潮，左派学生非常拥护“文革”，所以对普实克教授的这个看法不大以为然），又从“文革”提起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道德节操……听了他的几次宏论后，我不禁有点佩服他了。
最使我“软化”的倒是一件非常琐细的事：普实克教授住在一个学生宿舍里，心情寂寞时，常常请学生到他的房间去喝酒聊天，我们几个研究生更在受邀之列。有一回他好像有点喝醉了，感慨地说：“我真想念我的太太，记得我们在巴黎那一段时光真好，坐在咖啡店里谈文学，到博物馆去看画，饭后喝法国的Cognac，有时候在塞纳河畔散步……”我听后顿时感到他的可爱之处：他非但毫无八股之气，而且竟然如此“布尔乔亚”，如此浪漫！事隔十几年后，我现在才明白他那一代的捷克知识分子——如塞弗尔特——对于巴黎都有一股憧憬，而且都经历过西欧“现代派”思潮和艺术的洗礼。
普实克教授真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们由师生变成了好友（但是我也不能自夸，我不过是他满天下的朋友之一罢了），而我对于晚清文学和鲁迅的兴趣，大部分也是由他激发的。十多年来，我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和他分歧很大，但不得不承认他对我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因为我研究的问题是他在课堂上首先提出来的，我不过继其衣钵而已，这和先师夏济安先生首先提出鲁迅的另一面，而我继之发挥的道理一样。普实克教授见过夏先生，而且对他赞不绝口，不过，他和夏志清教授倒打过一场笔墨官司。他写了一篇书评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而夏先生也不示弱，撰文反驳，这两篇长文都刊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杂志ArchivOrientalni上，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之作。我对于这场笔战印象最深的是双方的学者风度：夏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初见普实克教授时的宾主欢悦之情，并表示自己反击时似乎是背水一战，因为他不愿伤害友情，不过，学术上的真理还是要力争的，所以才写出洋洋洒洒的长文。然而，普实克教授的某些论点我觉得也不无道理，而且，最可贵的是他坚持把夏先生的大文在他的捷克杂志上发表，以示公平。现在我每看到美国学府的钩心斗角——往往为了一篇书评而令双方化友为敌——就不禁会想起这两位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将的风范。我身为夏济安先生的学生，所以特别受到夏志清先生的教诲，又加上这一年来与普实克教授结下的师生之谊，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大幸。
十多年以后，我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把普实克教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结集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并特别把这场论战的两篇论文收在书内（当然也蒙夏志清先生慨然首肯）。当我在筹备这个集子的时候，曾经数次写信到布拉格向普实克教授请教：哪一篇应该收录？哪一句应该如何修改？哪一个书名最恰当？而普实克教授在回信中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一切任我处理，只答应负责解决捷克版权的问题，这和他一向的治学态度大相径庭，我心里不禁有点失望，不过还是尽可能揣测他当初的原意而定取舍。在该书问世前的两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