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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态度大相径庭，我心里不禁有点失望，不过还是尽可能揣测他当初的原意而定取舍。在该书问世前的两三个月，我突然收到他的一位学生的信：普实克教授已经因病去世了！这个噩耗对我心灵上的震撼极大，他竟然看不到学生为他编的书，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我立即写信向他的夫人致哀，当然把该书全部销售收入（其实少得可怜，这种书是不会畅销的）送给了她。
书出版以后，印第安纳大学寄了几本到布拉格，不久我就收到一张航空明信片，是他的学生写的，短短几句话致谢，附带请我注意明信片背后的画面：一场大雪压在一栋显得颇为孤单的房子上。我突然领悟到它的意义了，这不就是普实克教授晚年的写照吗？
据知道内情的人说：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普实克教授一直受到软禁，因为他是捷共领袖提倡社会主义人道化的杜布切克（AlexanderDubek）的朋友，也是热烈参加“布拉格之春”的首要人物之一。于是普实克教授失势了，虽然政府准他在国内度假，但是不准他出国，也不准他再研究学术，所以他的学术生命在逝世之前就早已结束，也许，他在未死之时就在等死了。
事实上，我在他生前也没有为他做什么事，即使编他的论文集，也是机缘凑巧而已，是刘绍铭提议的，而印大出版部主任也慨然首肯，不过该书出版后只售出几百册，出版部主任以此为由责备起我来了。“忘却”毕竟是人生最自然也最残酷的事，我这几年在典型的美国繁忙生活的压力下，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变得冷漠起来，甚至对普实克教授的追忆之情似乎也逐渐减退了。
然而我在布拉格的街头突然想到了他，而且觉得有点心如刀割，非去找他的研究院不可。于是，看过卡夫卡的书房后，我决定走过桥去（查理士河大桥，想当年普实克教授在这个桥上不知徘徊流连了多少次）。靠地图指引，并经过探询地址后，我很快地找到了东方研究院：门前又是挂着一面金牌。我鼓起勇气推门，进入传达室，室内一个老妇人听不懂英文，我又不通德文，只好诚恳地以手势向她求情：“请你们准许我来参观一次，只有几分钟！”老妇人拨了几个电话，才请了一位学者下来，他十分客气地用漂亮的英文说：
“我能为你做什么事吗？”
“对不起，我事先没有联系，冒昧而来，我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今天想以游客的身份到贵所参观一下……”我说着干脆把名片也拿出来了。
“欢迎，欢迎！你喜欢布拉格吗？这个城太老了，整修起来花费很大，照原样子修建要比盖现代式的新建筑更花钱！”这位学者一面和我闲聊一面又用捷克文和老妇人交涉，他不是研究中国的，不过愿意带我入内参观（我如果能看到普实克教授的办公室和书房，就不虚此行了）。
不久又下来一位女学者，似乎身兼研究所秘书，她也十分客气，不过却斩钉截铁地拒绝我上楼，理由是政府规定外来学者事先未得许可严禁参观！我不得不把普实克教授的名字说出来，希望动之以情。
“普实克教授？他就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办人，不过，他去世后，这里已经不做中国文学的研究了，他的几个高足都到外国去了，只有一两位还留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这位好心的男学者对我说，又再三地道歉，“请你理解，这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意思，我们非常愿意……”我只好寒暄几句致谢后就告辞而出。我又能怎么办呢？为什么不事先申请？为什么不事先写信给普实克教授的遗孀？她住在哪里？我连地址都忘了。
普实克教授，请原谅我，我还是不够诚心。但是这次来访的心情几乎是进香式的，看不到你的书房——也看不到卡夫卡的书房——我只好默悼你的在天之灵了。但至少我是来了，而且还站在你走过的地方：人事全非，现在的研究所你不看也罢！
于是，我拉了一个路人，匆匆为我在研究所的金牌前拍了一张照片，“以资留念”！
在归程中，我再度走过查理士河，但已经无心拍照，感觉到自己身体内涨满了眼泪，不过我还是哭不出来。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午夜的电话（1）
午夜的电话
晚餐很丰盛，而且还有一个三人乐队演奏民歌助兴，但是我没有胃口，好像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抑郁闷在心里，消化不了，只好拼命地喝酒。但又恐酒入愁肠后自己的言谈举止有失体统，所以还勉强地与同桌的游客闲谈。
“年轻人，我看你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怎么回事？”同座的老夫妇倒是颇为敏感。
“一言难尽，以后再告诉你们吧！现在我们应该为布拉格之游干杯！”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一瓶红酒喝得精光。（普实克教授也喜欢喝红酒，餐前餐后闲谈时，他常以此代替烈酒。）捷克酿制的红酒，不见得上乘，但酒杯倒是十分精致的，同车的游客几乎每个人都买了几个玻璃杯或茶具，只有我两手空空如也。
这一趟欧洲之游，我买的礼物极少，每到一个城市，我就打听音乐节目，所以花在歌剧和音乐会上的钱倒颇为可观。有时候，听完了意犹未尽，或当天恰好没有音乐会，就闯进唱片行选购几卷卡式录音带，以便在车中以耳机聆听，聊慰旅途上的寂寞。最愉快的一次经历是在布达佩斯看乔治·阿托的《蓝胡子》，第二天就在国营的唱片行买到一张该曲的新版录音带。相形之下，布拉格的唱片行逊色多了，我下午跑遍了城中心的那条大街，至少有三四家唱片行，但古典音乐的唱片极少，使我大失所望。那么，捷克爱乐交响乐团岂不成了绝响？有人说：捷克的古典唱片外销的居多，国内反而买不到。布拉格这几家唱片行的顾客也不少，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选的都是些流行歌曲，我昨晚看到的那几张放大的歌星照片，原来都是本地唱流行歌曲的明星！我跟着人群在柜台前排队，轮到我的时候就“点”了一个亚努，因为她的脸蛋长得很甜，但是唱片拿出来后又使我大失所望：“亚努演唱好莱坞十大流行歌曲”！我犹豫了半天，终究没有买，还是保留一点美好的意象吧——我宁愿把她当做哑巴。
回到旅馆已近午夜，天上下着小雨，布拉格街头更显得凄凉，我早已毫无游兴了，正预备登上电梯回房，电梯门旁突然又闪出一个娇好的面孔，而且正对着我微笑——一张像亚努的面孔，欲语还休，甚至有点娇羞之态！不过她的身材却不是青春少女型的，而且还稍露出一点徐娘的风尘味。
我于是匆匆逃回房间，锁上了门，倒在床上。太累了，布拉格的这一天已经使我精疲力竭。打开房间里的电视机，一部彩色电影正在播放，屏幕上出现几个穿着19世纪古装的人，他们说的话听不清楚，但却有一个幕后的声音做英语翻译，这也是布拉格的特色：电视机上明明有四五个电视台的频道——包括俄文的电视台——但是旅馆房间内只能收看一个英文频道，从早到晚都是电影。
我实在疲惫不堪了，关上电视机，倒头便睡。正在蒙眬之间，电话铃响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本能地回了一句：“对不起，我没有兴趣。”对于楼下的女郎，除了同情和好奇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欲望。
“你是李教授吗？我们认得你在芝加哥的同事，我们找你找了一天了。”
“真对不起，我弄错人了，我还以为是楼下的那个……”
“你住在哪家旅馆？信上不是说你住在帕拿马大旅舍吗？”
“临时改了，这家要近一点，在城中心，买东西方便……真对不起，我今天也曾设法打电话给你们，但没有人接。”
“哈哈！我们一定是出门找你去了，真的好像捉迷藏。”听了这句话，我突然又有点担心，旅馆的电话是否会被录音？是否会影响这对夫妇的安全？何况我们又素未谋面。不过，他们久居布拉格，应该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既然打电话到旅馆来，也许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我还是小心一点为妙。下面的这段对话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心情下进行的，我说话时吞吞吐吐，他们夫妇一个讲英文，一个只能讲德文和捷克文，也不大顺口，所以我只能在事后把大意记下来。问话的是我，答话的是这对夫妇。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午夜的电话（2）
问：“我很想知道你们的那位伟大的诗人塞弗尔特的现况……”
答：“他还好，他的女儿倒忙得很，据她说曾经收到你的中文译诗。”
问：“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朋友译的，他把这几首译诗——登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文学杂志上——寄到多伦多，你们认得现住在多伦多的捷克作家——吗？”
答：“当然认得，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问：“对不起，我们这样的谈话方便吗？”
答：“没关系。捷克的知识分子已经听够了政治教条和术语，所以，我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是离意识形态越远越好，宁愿做中古的题目或是纯科学的……”（这对夫妇都是教授）
问：“我今天去了东方研究院，好像研究工作也大不如前了。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
答：“教书还不算一件难事，问题是学术以外或附属在学术之中的种种活动就比较困难了，譬如出国开会。”
问：“我们上一次想请一位波兰的学者到美国来，就没有成功，你们到过美国吗？”
答：“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们和××（我在芝大的同事）一起，他现在如何？在芝加哥还好吧！”
问：“这次我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我还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明年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