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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恋爱方式虽已过时，但恐怕在今天的台湾仍有余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里男生追女生都是如此：情起于一举手一投足，见面时说不出话来，却在暗地里上“万言书”，写得淋漓尽致。双方都有好友做“参谋”，感情建立在相互间的浪漫意象基础上，而高潮是在宿舍会客室或校园里的“会面”（“interview”，济安先生在日记中用的这个词妙极）。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浪漫的圣徒（4）
互相示爱以后，才开始约会，双方在结婚以前，已经“从一而终”了。这种“过渡时代”的恋爱方式当然有它的缺点，双方的了解不深往往成了这种男女关系的致命伤。济安先生思力过人，在他理智的分析之下，早已怀疑“即使得到了她，我能否快乐”，甚至时而“大彻大悟——我对她并没有爱”，即使在梦中，也隐隐觉得她并不完美（譬如在3月1日所述的梦中，她就断了脚，“她左脚不知怎么没有的，是一块圆头的木头”）。但是他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痴情，苦追下去，这种成熟的理智与未成熟的感情的冲突，终于酿成4月27日二人见面时的“吵架”。我们虽然不知道二人争执的内容，但从济安先生的性格看来，显然是他的ego的一种“防卫作用”，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暴自弃”。济安先生自尊心极强，但对异性又自认有“自卑感”，两相冲击之下，就“暴”出来了。
济安先生虽说自己缺乏冷静，却仍有他理智上冷静的一面，然而他对于这种思虑上的深度，并不引以为荣，却自认是逃避，所以他把钱学熙批评阿诺德的话用来批评自己：“他不是个伟大的人，因为他没有勇气让他的真爱坚持到底。为了谨慎，或者别的什么并不很堂皇的理由，他离开了他心爱的女子玛嘉丽特。尽管他还能保持心境的平静和稳定，他却永远也不知快乐为何物，也从来不曾表示过他服膺真理的忠诚。”济安先生事实上并不是感情上的“懦夫”，他明知“因爱而带来的困扰和不安”，却仍然为她“默然受苦”，坚持到底，又为她守身如玉，自誓除了这位心上人之外，“决不娶亲，而且不娶亲亦将永葆童身，情愿过‘孤阳’的生活”。这种深思而后的自律、为情而终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
从济安先生的日记看来，他一生的转捩点是以感情——而不是理智或生理——为基础的，他在2月23日找钱学熙倾诉他的恋情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我生命历上，是划时代的一天。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承认在恋爱。我生理上虽早已脱离儿童时期，但心理上稚气还是很多……可是今天起，我是算大人了。”读后我不禁想起一部欧洲电影，叫做《密视列车》（CloselyWatchedTrains），片中叙述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青年经过数度失败之后，终于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女子发生性关系，一夜之后，他站在月台上指挥列车，已经俨然是大人了。西方人往往以性经验作为成年的标准，但是济安先生的成年（1946年他是三十一岁，正合乎孔子所谓的“三十而立”）却基于感情上的体验。这种浪漫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可谓渊源已久，从明末清初经晚清民初，到“五四”而及于现代，这一个“情”的传统不知主宰了多少才子佳人的生命。济安先生学贯中西，但在感情上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有情人”，他的宗教情操能将这种中国式的男女之情发扬光大，他一生恋爱的失败更显示出他唯情主义的伟大。
济安先生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一个从浪漫到非浪漫的过渡时代。先生当年已经感到：“我一向梦想的浪漫英雄——很快的恋爱，私奔，结婚，向世界挑战，保护我的爱人——我这世是做不成了。”在20世纪70年代读这一本40年代的日记，在性泛滥的西方世界念这一本“纯情”的记录，我不禁发起“怀古之幽思”，像济安先生这样的“浪漫英雄”，我们这一世是做不成了。
我们这一代在情感上都是西潮冲击下的“罪人”，唯有夏济安先生才是中西交流中的“圣徒”。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刺猬”与“狐狸”（1）
“刺猬”与“狐狸”
英国的历史学家伯林爵士（SirIsaiahBerlin）曾经写过一本小书，名叫《刺猬与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这本书不到一百页，却对于托尔斯泰体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观及文学技巧有极深入的见解。记得全书的结论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有两种思想模式，一是“刺猬型”的，一是“狐狸型”的，前者往往有一套大的理论架构，或从一个关键问题推究到极致，可以柏拉图和马克思作为代表；后者往往观察入微，从不建筑大的理论架构，思想微妙，却没有“从一而终”的思路，可以托尔斯泰作为代表。伯林认为（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托尔斯泰基本上是一个“狐狸型”的艺术家，却在《战争与和平》中想求得一个“刺猬型”的历史观，结果兼取二者的优点，遂使这本小说成为举世不朽的作品。
如果我们把“刺猬”和“狐狸”作为两个象征性的名词（并除去这两个名词在中文里的不良意涵，如“狐狸”并非指奸诈）而用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创作上，颇可以发人深省。如果就“五四”文学而言，鲁迅显然是一个大“狐狸”，他的短篇小说读来像抒情的散文，但却含义深远；他在文学技巧上的反讽手法也可以说是“狐狸型”的。鲁迅的思想虽较一般作家深刻得多，却从来没有一套体系，许多左翼文学史家从马列立场硬把鲁迅的思想写成一套“革命”系统，实在大错特错。反观茅盾，却是一个“刺猬型”的作家，他的小说在语言和技巧上比不上鲁迅，但几乎部部都有一个大架构，《子夜》中的上海就是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文明的缩影，“农村三部曲”虽是短篇，气派却不小，茅盾本人的构思即为描写中国农村在种种经济势力下的破产。茅盾思想上的架构是一种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写实主义，但他与一般左派作家不同，对于社会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而偏重描写革命前夕人性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读来颇有悲剧的意味。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刺猬”与“狐狸”（2）
对于近期的各位作家，我不愿随便再加上另一顶“帽子”，且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近来创作“文革”纪实小说的两位作家——陈若曦和夏之炎——在创作方式上恰恰相反，陈若曦在《尹县长》的几个短篇中把人性在“文革”制度下的煎熬描写得细致入微，更运用旁敲侧击式的反讽手法道出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狐狸式”的手法；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在文学技巧上远较陈若曦逊色，但他在整个小说上的构想却是“刺猬型”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间的“矛盾”——从领导阶级各派的钩心斗角到下放青年与干部间的种种问题，到“文革”后各“地下”革命团体的分歧——全部暴露出来，而且，夏之炎更能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反思当时的社会现象，这也不失为“刺猬”手法的灵活运用。
就一般台湾作家的作品而言，我觉得在技巧上比较偏重“狐狸型”，与大陆作家（如浩然）的作品恰好相反。“狐狸型”的优点是语言的精练和独创，人物塑造的多面性，善用艺术上的叙述观点（pointofview）和叙事者（narrator）；大陆“刺猬型”的缺点是气派虽大，技巧比较粗糙，再加上教条累累，所以读来非常吃力。
“刺猬型”的优点是结构上的完整，一部“刺猬型”的大小说，其艺术上的结构和思想上的架构是分不开的，或可以托马斯·曼的《魔山》为代表。近年来在台湾出版的小说在这方面可谓绝无仅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刺猬型”小说是姜贵的《重阳》，这部作品，我认为远超过《旋风》，除了少数细节较松懈之外，真是大手笔。与姜贵的作风恰好相反的应该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理由非常明显，不必细述，而且夏志清和水晶两位先生已经分析得很多了。
在中国古今小说中兼具“刺猬”和“狐狸”的优点的，我认为只有一部——《红楼梦》。关于这部空前绝后的小说，我国批评家——包括版本专家在内——往往采取一种“狐狸型”的看法，除了版本及作者家世外，只注重人物、居室，及小说中的诗词和意境，却没有在整个小说的架构上作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年轻学人浦安迪（AndrewPlaks）的近著《红楼梦的寓意和架构》（AllegoryandArchitypeinTheDreamoftheRedChamber）仍然是值得重视的，浦氏在本书中虽然未能深入研究《红楼梦》本身，但却大胆地以“刺猬型”的手法把中国文化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的时空观念描写得相当透彻，使我对于《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为了避免为别人戴帽子之嫌，且先为自己戴一顶帽子，我由于受历史的训练，“无意识”间常常想做“刺猬”，但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仍有不少“狐气”。这篇文章在构思上勉可称为“刺猬型”，但在内容上恐怕还不及最低的“狐狸型”水准，只好匆匆作“狐狸式”收场。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1）
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
《读者文摘》中有所谓“我最难忘的人物”，却没有“我最难忘的书”。一本令人难忘的书往往并不一定是好书，也不一定是重要的书，更与读书人的行业职责无关。拿破仑征战沙场的时候，常常带在身边的书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名将巴顿最喜欢看的却是罗马古籍。
友朋们在闲谈的时候，往往会谈到对自己的生命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