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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不拟再多写关于西方的东西，而希望多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此次回国后，听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说：他的学生一般只听国乐、只谈民俗音乐（当然也有人喜欢“靡靡之音”），而不喜西洋古典音乐，遂又引起我唱“反调”的“勇气”来。
诚然，在这个环境下爱国家、爱民族是应该的，但我觉得狭隘的“爱国”往往会招致思想上的“闭关自守”，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才写出这篇短文。我也无意重作“西化”的论战，仅愿将个人的意见提出来，供有心者参考。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1）
多年追求的恋人
——我的文学因缘
我这上半生和文学的“因缘”几乎全是被动的。
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的时候，交了几个好朋友，他们的兴趣都是文学和创作，所以才办了《现代文学》这本杂志（今年已经创刊二十年了）。而我当时的兴趣却是外语和外交，对于文学创作完全是外行，所以在《现代文学》初创的时候，我也只好被动地扮演“摇旗呐喊”的角色，此外，只不过翻译了几篇文章而已。
直到大学四年级，我才逐渐对西洋戏剧发生兴趣。但这也多半是被动的，是由于我对电影的热爱发狂所致，也就多看了几本奥尼尔和斯特林堡的剧作选，然后在脑子里胡思乱想——如何用电影的手法把这些舞台剧表现出来！与其说我喜欢戏剧文学，不如说我喜欢电影艺术来得恰当！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妄想”：一是到好莱坞去学电影导演，一是到维也纳去学指挥。既然是妄想，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只好“姑妄想之”。另一方面则“现实”地向美国几所大学申请奖学金，至于应该专修哪个科目，则也采取“被动”的方法：向不同的学校申请不同科系——譬如新闻、外交、历史、视听广播，还有戏剧——然后听天由命，哪个学校给我奖学金，我就念哪个科目。结果我“不幸”被两个学校选中了：一是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主修广播电视；一是芝加哥大学——主修国际关系。我两相权衡之后，决定去芝大，因为奖学金比伊大多了几百块美金。
我没有申请读文学，原因很简单：怕拿不到奖学金。后来我从好友刘绍铭的信中得知，他在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读文学时备受“吃马铃薯”之苦，所以就毅然决定此生绝不学文学了。
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一年，我对于国际政治课程感到索然无味，因为当时“国际关系”的研究很流行所谓“游戏理论”的方法，即把各国军力的比较和国与国的关系当做一种比赛游戏，所有与人文有关的因素全然不顾。我苦读了一年之后，才知道自己毕竟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于没有人情味和道义感的外交深恶痛绝，所以就毅然作了一个决定：此生要与外交绝缘。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2）
既然不攻外交，对于今后在学业上何去何从，我顿时陷入一个“存在”的深渊里，那一年暑假我整天念萨特、加缪，为了自己的“存在”意义焦虑。晚上则常常去城里的一个电影院看欧洲的片子，几乎把所有英格玛·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特吕福和戈达尔的作品都看完了，于是，对于电影的“妄想”又汹涌起来。我偷偷地写了一封信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希望能到该校去学电影；怕梦想会落空，又写了一封信到印第安纳大学申请念戏剧（当时仍觉得两者是相通的，不过戏剧较电影学术味略浓而已）。结果加大的回信是没有奖学金，而且需要补修学分才能录取，而印大则根本没有回音，倒是印大东亚系的柳无忌先生好心地回我一封信，劝我改学比较文学（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竟然到印大任教，而且接替的正是柳先生退休后的职位），他并且举刘绍铭为例。我既然怕“吃马铃薯”，早已决定弃“文”而从“政”，所以也没有接受柳先生的好意。不过，印大戏剧系我早在台大时就曾申请过，此次仍然没有音讯，后来才查出来他们竟然把入学许可信寄丢了，我因此也“被动地”没有学戏剧。
我在芝大一年后的心情，真有点像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所描述的，只是自己当时穷得无钱买酒，也没有胆量去酒吧，当然更没有胆量自杀。于是，在穷途末路之时终于穷极而生智，大胆地申请到哈佛大学去念中国史。我当时对中国史毫无兴趣，但在台大时曾申请过哈佛，也竟蒙录取，只是没有奖学金而已，我此次在芝大重新申请，由于芝大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的推荐，竟然得到哈佛的全部奖学金。（钱先生是我的“汉学”启蒙老师，我曾选过他的两门课，获益匪浅，至今难忘钱先生教诲之恩。）
我因而糊里糊涂地进了这个首屈一指的“常春藤”学府。
我在哈佛那几年的心路历程，在《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记得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一知半解之中，他逐渐对过去的文化产生一种好奇心，像哥伦布又发现了一次新大陆，这片新大陆，却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国土，他自己的文化。他念了几年中国史，对学术界毫无贡献，却逐渐地发现了他自己。
这篇文章初写于1968年7月。当时我在英国的康桥找寻关于徐志摩的资料，以便写作论文中的一章（关于徐志摩的研究，梁佳萝教授所下功夫最深，我自叹弗如）。不过我游欧的目的则是找寻“灵感”，这简直是文人的作风，根本不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生所应有的治学态度。所以，论文还没有写完，却写出了几篇游记，寄给哈佛的同学谢文孙，经他介绍在《大学杂志》发表，这几篇文章后来就成了《西潮的彼岸》一书的前身。我本拟多写几篇，集成一本游记出版，不料《大学杂志》的一位编辑却未经同意，就把我的两三篇游记和马森先生在该杂志所发表的几篇巴黎素描合并结集成书，而且竟然把“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作为书名，不伦不类，使我心中对这位“飞扬”先生（马森的笔名）颇感歉疚。十年后我终于在温哥华见到马森，颇有“相逢恨晚”之感，两人对于这本怪书当然也一笑置之。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3）
我虽然因为这几篇游记式的“非小说”和文学写作开始续了缘（其中有一篇《希腊游记》因为写得太坏，在谢文孙力劝之下没有投稿，真是大幸，现在稿子当然早已遗失了），但是自己的本行却是历史，教的课也以中国史为主。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几个浪漫作家，应属文学的题材，但基本的写法仍是历史式的，我喜欢历史——特别是思想史——而且至今还有“历史癖”，但为什么却选了一个文学的题目作博士论文？这个原因，在谈徐志摩的那篇游记文章中已解释过了。我所谓的“亲身体验论”——写上一代的智识之士，也附带写自己——虽然与一般关于近现代史的论文不同，然而现在看来，我在这本论文中的“自我发现”还是不够：我只想写一部有文学味道的历史，却没有料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历史的材料中摸索到文学的领域中来了。
在我认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几位好友也逐渐地对我施加了不少“压力”，譬如我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年历史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刘绍铭就开始发动攻势，重印我们早期合作的电影文章，呼吁我回到中国人的地方，为中国人做点事；叶维廉送了我不少本他自己写的书，记得在其中一本的封面上他题了一行赠言：“送给欧梵——欢迎你回到文学的领域来！”（后来我差一点成为叶维廉在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同事。）这一类的“迷魂之音”，真像尤利西斯所听到的“Sirens”，我没有尤利西斯的能耐，所以愈听愈迷，最后终于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任历史系讲师，却不甘寂寞，在新亚学院兼设了一门现代中国文学的课，对于历史和文学，开始发生学术上和职业上的“认同危机”。
从香港回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了四年书，也是主授历史，兼教文学，而我的职位也是历史系和东亚系合聘的。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4）
然而，我的这个新的认同危机却愈演愈烈，甚至在最后校方审核我的“永久职”（tenure，或译作“长俸”）资格的时候，也不禁对我这个历史和文学混淆不清的“学者”发生怀疑。历史系说我文学兴趣太大，历史方法用得不够好，东亚系说我本来是教历史的，文学不过是副业，最后在两系全体教授一致通过我的“永久职”之后，却被学校当局打了下来，原因不明，现在想来，恐怕和我的文学历史“结”不无关系。美国学术界很注重专门训练，各行各科所用的方法不同，术语也各异，虽然表面上支持科际合作，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各说各话。我在普林斯顿“脚踏两只船”的结果是：职业落了空，拿不到“长俸”。于是我愤而辞职。
在美国学校争长俸是一件大事，记得於梨华还写过一本小说《考验》，就以此为题材。我禁不起“考验”，当时的心情当然很苦恼，但我并不觉得羞愧，甚至有一种无由的“解脱感”，既然此处不留客，我又何必恋栈于“常春藤学府”？既然历史系不容我，干脆投奔文学算了。而且，在这个紧急关头，关心我的朋友都是文学界的人，老友刘绍铭为我到处求职，芝大的余国藩为我抱不平，普大的高友工为我奔走运筹，而历史学界里只有一位美国人在为我张罗新差事。最使我深感人情冷暖的是：普大历史系的同仁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