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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枪埋在碎石堆里，把日记本也塞在石头缝里，明远也作同样的处置，我们屏着呼吸，等着最后的命运。
半小时后，不见动静，一切都沉在死寂里。
总觉得所躲的地方不安全，又沿着山沟，爬到巨石堆积的另一山坡，躺到一个山洞里。
在山洞里，我在从石缝里取回的日记本上潦草地写着：
“离开妻儿们已两三小时，不知道他们安全否？刚才的枪声——我欲哭哭不出来，我会重见他们吗？生命系于一线，随时可断呵！”
“他们如果遇到不幸，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会傻，会疯，也许会死！死，多么可怕的字！”
上面这一段记载，可谓熔“荒谬”（在战火下、山洞里写日记）、亲情、自剖、历史（父亲当时大概知道这是自己生命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和文学（从“外在”和“内在”的双重角度来描写）于一炉！然而，这一段字字是真实，而非小说家笔下的虚构。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3）
读《虎口余生录》后，我突然想到最近在美国电视上看的连续剧——《浩劫》（Holocaust），这个连续剧主要叙述德国纳粹党在二次大战时残杀犹太人的事，顿时轰动了全国，很多美籍犹太人争相讨论欧战以来种种“反犹太”（AntiSemitism）的现象。我当时有一种另外的感觉：电视剧中这一家德国人的逃难，真像中国人逃躲日本人一样！久不回忆的儿时往事突然跃然在眼前。看完电视剧不久，就收到父亲的《虎口余生录》，真好像有点“心灵感应”。
我们全家终能幸免于难，当然比《浩劫》一剧中的那一家幸运多了，但逃难时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家人离散、家产荡尽之外，《浩劫》一剧中的那一家人似乎处处在问一个问题：“我们一家人好好的，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劫运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为什么我们要逃？为什么我们要死？”在抗战八年中，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也有这种想法。父亲在日记中没有明言，可能是当时抗战已近尾声，心里知道迟早劫运是会临头的，但逃难时的心理，已不是敌人如何可恨，而是逃亡者能够活多久？父亲日记中对生命的眷恋并不是一个“自私”的问题，而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对整个生命的疑问：我什么时候会死？4月11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这一天的日记我引用再三，因为我认为这是全书的精华）：
几十声枪响，断续地掠过头顶；我感到一阵寒栗自脊背而下，和明远相顾失色。我自言自语：“有人遇到不幸了！”“是的，已经进村这么久了，为何还打枪？一定——”“我们的人——”“不要说下去，影桦。”
父亲的友人不让父亲再说下去，因为这一个死亡的疑问愈来愈近了！今天是别人——甚至亲人——遭了殃，明天会不会轮到我？我能够逃过这一关吗？
我看《浩劫》时，心中屡屡萦绕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对上一代全世界所有有类似遭遇的人的同情心，也出于这个最基本的人性——这个力求生存的本能，当我看到这家人的朋友或亲戚遇难时，就开始为这家人担心；当看到女儿发疯而死时，就为父母和另外两个儿子担心；当大儿子受折磨而死后，就为父母担心；当父母双双进入集中营的“瓦斯浴室”后，就为小儿子担心；最后，小儿子参加了游击队，虽出生入死，但终免于难，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然后才自言自语地说：“这不过是一部电视剧，历史上根本没有这家人！”
然而，在欧战期间，像这家人的遭遇比比皆是；中国八年抗战时，像我们这一家人的经历也比比皆是，甚至比我们还不幸的家庭更无以计数！我幼年时的旅伴丁耀璃，虽然与我们一同逃过了日本人，最后也难逃一死，记得她死后我做了很多噩梦，梦见自己走进她冰冷的坟墓里，地上地下，也真是只有“一线之隔”！
就广义而言（时至今日，我也不愿再骂日本了），任何一场浩劫的残余者回顾往日，除了庆幸之外，还会有一种“天地不仁”的罪疚之感。我读了《虎口余生录》后，这种感觉更深：为什么这几家人因我而落入虎口，但今天音讯全无、生死不知，反而没有我幸运？最近重读陈若曦的小说集《尹县长》，也同样有一种犯罪的感觉。人世间有幸有不幸，往往一个幸运的人得以生存是很多不幸的人的生命换来的，我这个幸与不幸的看法近于迷信，也许自己年岁日长，也愈来愈相信命运了。
《虎口余生录》的下半部，是“余生”后继续逃难的记录。就其他读者看来，下半部可能没有上半部精彩，因为后来就没有什么“惊险镜头”了。
我个人对于这一段从河南边境逃入陕西，越过秦岭，而至西安的“原始旅程”，记忆较逃躲日本人的前一段更清晰，可能是前半部的“噩梦”早已被自己的下意识压抑下去了，也可能是最后一段漫漫长途的经验，使我突然从幼年进入“少年”，在某些地方（据母亲说），心理竟然相当“成熟”。当时我当然还不能了解父母贫困到变卖订婚戒指的程度，但有一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在安康，我们全家寄住在父亲的朋友梁冰潜伯伯家里，两三家人至少有一个多月不知肉味，有一天母亲带我到市场去，偷偷买了一个牛肉烧饼给我吃（说不定是用典当衣物后的钱），我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后，母亲对我说：“我们李家的孩子最乖，能吃苦，不乱闹，所以给你一个烧饼吃，用作奖励。”我听后并不沾沾自喜，却突然想哭，从此以后，在我的脑海里，“乖孩子”就等于“能吃苦”，也就是“懂事”，我似乎对整个人生也看“乖”了。
这件小事情使我想到“逃难”的另一种意义：这段旅程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生旅程的一个缩影，看完了这半部日记，我感到父亲在轻描淡写之中也写出了人生的百态。父亲在这段旅程中，正好像他的一生一样，表现了一个特征，就是特别重友情。日记中对各个朋友的姓名、出身等记载甚详。父亲有不少几十年的至交，正如他有不少“高足”一样，我们全家一路上处处靠朋友的照顾，父亲至今难忘，正好像他自己处处接济、照顾朋友一样。信阳师范的同事几乎个个都是父亲的朋友，都是极有义气的人物，似乎信师从来没有人事纠纷，真是与我任教过的美国学校大异其趣！
也许，父亲在日记上只记好处，不记坏处（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少数国民党军队的军纪不良，父亲对之有着不满），且日记中提到遇见老友时的欣慰之情，都是非常真挚的，譬如4月30日日记所载与梁冰潜先生相逢的一段就很动人：
我们正在街头彷徨的时候，忽然遇到在国立一中做事的吴石英兄，知道至友梁冰潜兄仍在安康……喜出望外……旧友相聚，畅谈积愫，极为愉快……冰潜夫妇，甚至连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因为我们已一贫如洗，以难民的狼狈情形见面，而有一丝一毫生疏，他们以友情的温暖抚慰着我们，我感觉像被风雪摧残的小草，开始在温暖的春天的阳光中复活了。
这种“患难之交”的友谊是人生旅程中最值得珍惜的，也是源于中国人的美德。除了朋友之外，父亲的日记中也反映了一部分“民风”和“人性”。逃离的人在他乡能遇到故知，当然最好，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没有朋友，就靠着“民风”了。我们全家一路上受到不少素昧平生的人招待，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河南的农民，日记中提到风向沟一个老农接待三个“逃荒者”的事，父亲还提到胡家台子另一位老人为他们“尽其所有，做一顿山中最好的饭”——包谷糁、红薯干和面条煮在一起，真是一语道尽中国农民淳朴、真挚的本色。记得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老家”——河南太康县——去看爷爷、奶奶，一路上都是住在素不相识的农人家里，这种境遇，在大城市中恐怕很难发生，即使在陕西省，对于外乡人也有客栈不留客的事。
旅程中我记忆最深的除了经常挨饿吃苦外，还有沿途风光的秀丽。我们走的是山路，群山之下常有一道清溪，父亲因有疮疾，怕湿气，常走在山上，我们则沿着山下的小溪走，山上山下互相呼应，非常有趣，其时恰逢春天，“遍山青绿，异常鲜丽”，战乱中的春天，风景愈秀丽，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大自然随季节变换而循环不息，战火之下，野花照样茁长，与人世沧桑毫无关系。父亲在大学时代是一个诗人，日记中描写风景的几段也颇有“五四”时代新诗的味道，当然，以现代的眼光看，这些“诗句”似乎也嫌“浪漫”了一点：
春匆匆来，又匆匆飞去；春天的美丽芳香，未曾在我的心头眼底抹一点痕迹。春带给我们不幸、危险、艰苦，我恨她！春又给我们不可思议的神秘幸运，使我们逃过了生命的危险，我又爱她！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4）
这些字句颇有点徐志摩的味道，但未尝不是真正有感而发的。“五四”时代的文人常用一些对比性的“陈套”话，诸如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爱与恨、痛苦与欢乐等，也常引用雪莱的那首名诗中的一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记得父亲非常喜欢的一本西洋名著——狄更斯的《双城记》——开首就有“这是最有希望的春天，也是最绝望的冬天”之类的话。“五四”时代的人，往往引用这些西洋经典，无病呻吟，但到了抗战时期，这些词句却都添加了一层更深刻的意义，试问在“虎口余生”后，置身于春天的大自然，难道不会真有“双城记”式的浩叹？（法国大革命之于法国，正好像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