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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2）
子女在外国成家，经过最初几年的磨难以后，生活上可以适应了，但接下来却得面对另一个问题：与在台湾的父母间的隔阂。时过境迁的结果是不少中国留学生沾了一些美国的习气或西方的价值观念。有些家长不远千里到美国去探亲，却被迫缴房租，子女们每天如有定时的工作，可能更无暇顾及父母初到异国的适应问题，甚至会感到父母的来访是一种困扰，使自己在外国朋友面前出洋相。据说，有一对中国夫妇在美国开“party”，为了颜面关系，把刚从台湾来的老人家引到后屋，不准出来见客。
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是一个大问题。20世纪中国的命途多舛，连年战乱已经使得不少家庭妻离子散——有的人在大陆，有的人在台湾——近年来台湾的留学狂潮更使得这种家庭分裂的现象变本加厉，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也更加深了太平洋两岸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沟”。你们这一代的老人家，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子女在外国？其中又有多少人可以与子女保持密切的联系，毫
无感情的隔膜？在这个“非常”的时代谈“孝道”，实在是一件难事。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刚在苦拼博士考试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他几经考虑之下，决定暂时不回国奔丧，待考完再说。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事，但是，时代变了，20世纪的现实使得不少留学生——包括我在内——不能尽到孝心，更有的人六亲不认，早已把孝道抛于九霄云外。有的社会学家说，这是工业社会中的必然现象、“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中外皆同，无可厚非，然而，我有时仍然会对这个大规模的“伦理悲剧”而怆然泪下。
当然，我相信这一代的留学生中，大多数对父母还是有感情的，近来回乡省亲风气之盛就是一个明证；我也相信，国内的子女们更不会这么不孝。也许，许多小姐基于孝心，对父母之命言听计从，自己的“终身大事”完全听信父母的安排，然而，我怀疑这种“孝顺”，婚姻毕竟是自己的事，是自己一生幸福的关键，父母虽出于好意，自己也应该做主。譬如那位已有男友却被海外“权威”骗去的小姐，如果她对自己的男友有情，为什么她一味盲从父母，不敢反抗？如果在“五四”时代，像这样的小姐早已离家出走了。这种“娜拉”式的自求解放精神并非不孝，而是孝道下的冲突，有其感情的代价，这与父母远道来访却把他们撵出门外的情形完全不同，何况，现在台湾的父母也不会这么顽固守旧。我看，恐怕这一代做女儿的也有“难言之隐”：在这个一味崇洋的社会里，一个“坏”洋博士总比一个没有出过国的“好男人”更好，原因很简单，因为她自己想出国，结了婚就可以出国。也许，在这个“经济起飞”的时代，可悲的不是孝道的没落，而是人道和感情的荡然无存，难道当事人本身也不考虑婚姻的后果，唯“利”是图？最近我经常在一些报纸的海外版上看到中国小姐下嫁美国人的结婚启事，而且听说这种风气越来越盛，也许，这是“真金”，比“镀金”的中国留学生更好，不知道女方的父母作何感想？但愿这些中国小姐都是为了爱情——而不仅是为了做美国公民——才去“和番”的，阿门！
在你们看来，我这些话可能都是偏激之谈。我承认，留学生中也有不少由父母介绍而成亲的美满婚姻；我也承认，目前在国内相亲的留学生，也不一定完全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而待字闺中，甚至“待价而沽”的小姐们，心中也有不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我个人所知，留学海外的“王老五”课余或工余最难忍受的是寂寞。美国是一个“个人社会”，各人自求发展，为生活而奔波繁忙。一天工作十几小时，从研究室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的斗室里，万籁俱寂，屋内静得可怕，那种“失落”之感有时候会使人发狂，于是，开了电视机，或拼命打长途电话找老朋友聊天，当然更会发成家的幽思，不管太太怎么吵，孩子怎么闹，总比自己一个人对着电视机打发时间好得多。我有很多朋友在美国过了七八年孤寂的独身生活以后，把人生的一切都看穿了，结婚的目的，就是找寻一个伴侣，以慰寂寞，在国外的中国孤男寡女，所以往往能一拍即合，除了现实上的考虑之外，主要的也是受着这股寂寞之感的驱使。大家都心照不宣，写给父母的信中，总说自己平安健康，从来不提心情上的事，以免双亲远念。
我留美也有八年了，但至今越想越糊涂，对人生大事就是看不开，也许是因为我的个性一向固执。八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世俗，有时候忍不住了，还发出几声无用的怒吼，在这里的中国人圈子里，我变成了一个“怪物”，就是因为我不能随俗。八年前，我迷迷糊糊地到美国来留学，已经是随俗了，想来想去，我的一生虽然很平凡——而且，照父亲所说，平凡也是人生的一种美德——但总不能这么随波逐流下去。这不是一个做大事或做大官的时代，也许有人可以求得大学问，我自觉才浅识薄，只能从自己的立身行事做起，人生本不过六七十年，对于人生的大事——譬如结婚，我绝不妥协。对我来说，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婚姻必须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这当然也是老生常谈，你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感情至上”的信徒？当然，“五四”时代的那种盲目的爱情崇拜也已过时了，这一代的青年更世故，所以我不反对男女经由父母介绍先交个朋友，但在这个世故的“非浪漫”时代，感情必须要有时间的培养，也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们的美满婚姻使我得到一个启示：忍让虽然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没有感情的基础，夫妇“相敬如宾”的设想也是虚伪的。你们当年的“五四”精神，仍然有值得效法之处，我愿意继承你们的余绪，在茫茫人海中寻求我一生中的感情伴侣，找得到，是我的幸福；找不到，是我的命运。
儿不孝，虽早已过了“三十而立”之年，却依然“无后”，此次又辜负了你们的盛意，错过了一次良机，真不胜惶恐歉疚之至。这封信也是信笔道来，随想随写，如有冒犯不恭之处，尚请原谅。暑期归国在即，八年一别，又能和你们重聚，心情非常兴奋。匆匆草此，语无伦次。
敬祝
快乐！
不孝子上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1）
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
我于1970年8月抵达香港，担任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讲师职位，一年来见识颇多，感触也不少。几经考虑之后，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与同事和同学共享，也应该让香港关心中文大学的纳税人对中文大学有一点“非官方”的认识。我的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的，也是片面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一、对中大几种制度的批评
我旅美八年，所学及所教的是历史；记得在去年年初，获悉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愿意资助一位讲师到中文大学执教两年，我当时一方面对美国有所厌倦，另一方面“中文大学”这个名称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决定争取这个机会。我当时对中文大学一无所知，然而“中文大学”这个名称使我直觉地认为它是为中国人而创办的，使用的是中文，当然也一定会注重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在来港以前，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期望，甚至也略带一点身为华人的骄傲。记得有许多美国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到香港大学去教书？”我的回答是：“当然不是！香港还有一所中文大学。”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向往，是许多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一个心理现象，之前在崇基任教的刘绍铭博士也有这种感觉，甚至还写了一本书：《与良心的对白》。我也三番五次地接读他的来信，他在信中每每都会劝我回到中国人的圈子里来服务。读完了他的书和信，我甚至觉得留在美国是一种“罪恶”，所以我回来至少也可以在“良心”上赎一点罪。
到了香港之后，我才知道这种心理并不一定是合理的。来香港之前，我脑海中对于中大的幻想，是依据“五四”时代的北大、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傅斯年时期的台大和钱穆时代的新亚而形成的，总觉得一个新大学创业唯艰，全校师生会上下一心，含辛茹苦，在一个大目标、大理想之下共同奋斗。来到香港之后，才发觉中大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我至今在中大任教已近一年半，却始终体会不到中大有什么精神或理想，除了“中西文化交流”等大口号和一幢幢的新大楼之外，中大似乎只是马料水山顶的一个大“官僚机构”（bureaucracy），拥有一大堆资金，发布一大堆——往往用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