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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美国游客的经历使我有点胆怯：万一给这位学者找了麻烦怎么办？还是不打电话算了，不过又有点不甘心，终于鼓足勇气走进街角的电话亭（我的同事再三告诫我，最好不要在旅馆的房间打电话），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好像自己在演戏，又好像在故作惊人之举。打一个问候的电话又有什么了不起？我的目的只是想和一个捷克知识分子见见面，甚至不谈文学只谈生活或天气都可以。于是，我把早已背熟的“台词”拿出来——我的同事用德文写的两句话——再复诵一遍：
MeinNaryeistProfessorLee（一定要称自己为教授，因为在欧洲教授身份还是受人尊重的，至少对方不会马上挂断电话），Ichbin——S。FreundvonderChicagoUniversitat，undhabeSeifertsGendichteinchinesischubersetzt…（我的名字是李教授，我是某某人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也曾把塞弗尔特的诗译成中文……）
电话铃一声一声地响着，比我的心跳慢得多，又使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昨晚听到的丧钟，我等不到十下，就把电话挂断了。找不到他也好，省得增加麻烦，说不定他的太太不在家，我如何应付得了？说不定他在周末避暑去了，也说不定……
瘟疫之碑
我终于还是乖乖地做了游客，和一群美国老头老太登上了游览车。
原来安排有一位捷克政府旅游部指定的向导在入境处和我们见面，但是等了整整两个钟头还不见露面。（“说不定趁机溜到加拿大去了！”好开玩笑的美国游客说。）今早接待我们的是另一个中年妇人，面色憔悴，因为她一夜未眠，从意大利赶回来接班，也许向导并不是她的专业，只是偶尔帮帮旅行社的忙而已。
游览车开过查理士河的一座桥，在Hvadanské古堡附近停下来。我们下车步行，原来已经到了一个小山头，俯瞰眺望，河对岸的布拉格全城尽入眼帘，果然有不少金顶的建筑物，但是金顶下羼杂了更多的黑色。这些古物都是年代已久，即使再加以整修也不可能焕然一新（慕尼黑城中心的古式建筑都是二次大战后重建的新房子，仍然保持古色古香的样子，似乎比布拉格雄伟多了），但仍有其特殊的风格，像一个迟暮的中欧贵妇，虽然徐娘半老，还是风韵犹存，毕竟是受过文化教养的贵妇，即使衣服已经破旧不堪，还是风度翩翩。
“这个城真美，真伟大，我真想住下来！”同车的美国人觉得我在说梦话，这种破房子，怎么比得上纽约的高楼大厦？甚至也比不上慕尼黑。
我显然对布拉格入了迷，不能以一个游客的眼光浏览了，一个上午的走马观花又能得到多少？“这里是××大帝在公元××××年建造的，原来的墙壁上刻着……”“这座巴罗克式宫殿原属于××大公，两百多年前风华绝世，从这里一眼望去，这座宫墙占了整条街，目前属于国家某机关”，“这座娇小玲珑的建筑原来是……现在是波兰大使馆”，“这座古堡现在是匈牙利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在后面，房顶上还挂着美国国旗。至于苏联的大使馆呢……”为什么这些价值连城的宫殿全变成了别国的东西？难道殖民主义的租界已变相地在布拉格复活？好的房子都租给别国，那么自己的艺术家、文学家又住在哪里？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保存？
“请问贵国的宝物、文化遗产现在保存在哪里？”
“啊！当然在博物馆啰，不过，今天是星期一，我们的博物馆每逢周一关门，对不起！”导游女士的面色有点难堪，似乎她觉察到我有点愤怒了。事实上，我这个问题的后面还有个小秘密：我在芝大的同事曾在我行前对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他的朋友，不妨自己到国家博物馆去看看，主管近代历史文物的也是他的一个朋友，以前也写过几本小说；至于古代的部分呢？原来当年负责筹备展出的不是别人，就是我的那位同事！“不过，现在他们当然把我的名字也除掉了。”
博物馆关门，音乐季节已过，演奏厅和戏院也休假了，我百无聊赖之余，心中又是一股怒火上升，不禁又顺口问了一句：
“贵国目前有什么名作家和作品值得我们瞻仰和译介？我对贵国的文学颇有兴趣，也译过一两首……”说了一半我不禁住了口，因为我知道塞弗尔特的名字虽然在捷克家喻户晓，在官方他仍是不受欢迎的，诺贝尔奖似乎影响不了当权者的态度。
“你说的是塞弗尔特的诗吗？我们当然都知道，他现在还住在这里，不过身体很不好。至于其他作家，一流的现在都在国外，国内的没有什么值得介绍。”
天呀！这位向导竟然会说出这样大胆的话！我不禁对她肃然起敬。她的眼色有点伤感，声音有点颤抖，我突然又感到万分的歉意。本来决心不找麻烦的，只做游客，不过，既然她有这种勇气，她就是我的知音，不管了，全盘托出吧！对她我应该诚实：
“我很敬仰塞弗尔特，也翻译过他的几首诗。”
向导女士似乎没有听清楚，或者故意顾左右而言他，她指着另一幢房子（门前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说：“在这幢房子里，‘好兵帅克’也曾被关过，人家以为他发疯了。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捷克人都知道，这也是我们的名作家哈谢克（JaroslavHaek）的作品。”
“中国有一个鲁迅，写过一篇《狂人日记》，他还创造了一个人物，叫阿Q，似乎与好兵帅克略有相似之处。”我又是顺口而出。
“噢！”她不置可否，这次她是真不懂了。突然间她指着一处古迹说：“这就是瘟疫之碑！中古时期闹过鼠疫，很多人死亡，后来他们在这个教堂建筑了这个碑，以资纪念，碑的四周有四个圣徒——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导游女士侃侃而谈，而我脑海中追忆的却是塞弗尔特的名诗——《瘟疫之碑》：
我是在瘟疫教堂受洗的
圣罗契教堂在奥沙尼路边。
我站在奥沙尼的酒店路边
在夜晚——我常倾听
掘墓和抬尸首的人
唱着他们玩世不恭的饮酒歌。
那是很久以前，歌声早已消失；
到了最后，掘墓的人
终于埋葬了自己。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布拉格一日（3）
我译这首诗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真有这个瘟疫碑，而且自己竟然真的看到了！我又感到一阵冲动——也带点自傲。我举起了照相机，把“瘟疫之碑”匆匆收入镜头。
“我们刚走过的这条街，”导游女士又说，“名叫聂鲁达街，你们听说过聂鲁达吗？他是我们捷克的名诗人，你们瞧瞧，那边那家小酒店，是他常去的，历史颇悠久，许多捷克文人——包括卡夫卡在内——都曾在那里喝过酒！”
啊，聂鲁达——南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不就是为了景仰这位捷克诗人而故意把他的名字用做自己的笔名吗？想不到现在自己的名气比他的捷克偶像更大。我们对于捷克的文学了解得实在太少，要不是近年来昆德拉在法国和美国的名气以及塞弗尔特的诺贝尔奖，也许捷克文学就会像布拉格城一样——被世人淡淡地遗忘了。
1968年还是轰轰烈烈的时代，如今只不过十几年，竟然如此凋零！好像昆德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有些统治方法，就是使你遗忘过去；改写历史，何尝不也是一种遗忘过去的方式？
对抗遗忘的办法是记忆——当捷克本国人被迫遗忘一切，只注重现实生活的享受的时候，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捷克作家，却用不同的文学方式来记忆，甚至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热情和荒唐，昆德拉的作品对我的感召就在于此。
我必须读聂鲁达，也必须重读卡夫卡。在我个人的文学回忆中，前者是陌生的，后者却真的难忘。
卡夫卡
“你想看卡夫卡的书房吗？在河对岸的犹太区。你们愿意的话，今天下午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现在布拉格还保存了犹太人的墓地，当年的犹太教堂现在成了博物馆，只有它今天还开门，你们有谁要去？”
一车游客只有四五个人举手，其他的人都急着想去买捷克著名的玻璃和瓷器，谁还会想到卡夫卡？
对我而言，卡夫卡的意义当然高于一切，因为早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听到他的名字——老同学王文兴毕竟比我成熟得多，《现代文学》第一期出“卡夫卡专号”，大半是他的主意。大学毕业后我抵美改了行，也很少接触卡夫卡的东西，直到这几年，因为自己的文学兴趣转向东欧，所以又不禁想起卡夫卡来。读了他几篇寓言式的短篇，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也许是人到中年了吧，平铺直叙的或浪漫自白式的故事毫无兴味，比较喜欢读有点内心煎熬但又不长篇大论的作品（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恐怕也过去了吧）。重读卡夫卡，是一种新的启发。
卡夫卡的短篇故事中有一个极短篇——《一个梦》，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约瑟夫·K做了一个梦。
有一天天气晴朗，他想出去散步，可是还没有走几步就发现自己到了墓地。他看到一座刚刚挖好的坟，这座坟对他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于是他匆匆往前跑，地上泥土很松，他脚下不稳，不禁跌倒在墓前。有两个人站在墓后，合力举着一个墓碑，K一到墓前他们就把墓碑栽在坟上，从树荫里又走出第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