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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苗栗事件
苗栗事件的领导者为罗福星，1886年出生于印尼的巴达维亚，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1903年到台湾，住新竹苗栗一堡牛栏湖庄，就读于苗栗公学校。既长，身历印尼、祖国大陆和台湾数地，深悉台湾人民所受日本殖民压迫之苦，革命之志随之萌发。1907年前往广东途经厦门，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1908年奉丘逢甲之命赴南洋办学。1911年为黄花岗起义四处募款，并率领民军在南方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12月，罗福星与刘士明等11志士陆续抵达台湾，共谋在台湾举行革命，驱逐日本殖民者，解救台湾同胞。他们在台湾各地区广泛招募成员，至1913年4月已达500余人，另据不完全统计，罗福星等所联络的同志最终的数字是1500名以上。覃怡辉：《罗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中研院”《三民所研究丛刊》（6），台北，1981。他们对所募人员介绍祖国辛亥革命的经验，剖析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暴政，以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觉醒和革命热情。他们还明确提出了“驱逐日人、恢复台湾”的口号，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为了工作的展开，他们还利用神明会、观音会、父母会等民间宗教及慈善组织为掩护，进行公开活动，内部则组织系统严密。
随着声势的壮大，日本殖民者已有所风闻，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监视。1913年9月25日，大湖庄黄阿统、汤阿文潜入大湖支厅窃取一批枪支，日警立即进行大搜查，革命党计划随之泄漏，罗福星于12月18日被捕，暴动行动胎死腹中。
15关帝庙、南投、大甲及东势角事件
关帝庙暴动的领导人是李阿齐，其父在日据初期是抗日武装集团的成员，在战斗中死于日人之手，李阿齐发誓要向日本殖民者复仇。1913年6月，李阿齐在台南大目降支厅、关帝庙支厅广聚同志，声讨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暴虐行径，号召举兵驱逐日本殖民者。由于他们装束奇特，被日本殖民当局察觉而遭逮捕。
台中南投捒东上堡水底寮庄的沈阿荣，受祖国辛亥革命的影响，痛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起来效法反抗。1912年8月纠合同志，组织革命党，在东势角、埔里社等地宣传反日主张，准备寻找机会在台湾中部发起暴动，袭击殖民政府官厅，使台湾“摆脱日本统治”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9页。，先后有85人参加其中。
在台中，捒东下堡阿厝庄的张火炉也深受祖国辛亥革命的鼓舞，于1913年3月组织革命党，先后在大甲、罩兰等地聚集了47名党员，并计划继续扩大组织队伍，一旦时机成熟，即在台中开展武装斗争，进而与全台人民一起努力，以使台湾“挣脱日本政府统治的羁绊”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9页。，并成立台湾革命政府。
同在中部的台中厅苗栗三堡圳寮庄，赖来与谢金石等，曾于1911年内渡大陆，在上海的数月间，耳闻目睹祖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的惊天壮举，思想上受到极大的触动，开始“热衷革命”山边健太郎：《台湾》（1），第40页。。1913年返台之后，即积极谋划举行革命，驱逐日本殖民者。他们筹备先攻占东势角支厅，夺取武器弹药，随后在各地一齐暴动，猛袭台中，然后扩及全岛。并商定在旧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举事。
然而，1913年关帝庙事件暴露后，台湾总督府迅即在全岛展开大搜捕，9月罗福星领导的革命党亦事机泄露，至翌年1月，包括罗福星所部在内的5次暴动事件中被捕者达535人。逃脱搜捕的赖来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仍毅然于12月1日晚袭击东势角支厅，击毙日警3人，赖来在战斗中当场牺牲。随后，日本殖民者将这5次事件并案由苗栗临时法院审理，统称“苗栗事件”，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不过是间接的相互影响罢了。有些学者将其他4次暴动同列入罗福星领导所部，并无史实可资证明。覃怡辉：《罗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中研院”《三民所研究丛刊》（6），台北，1981。在先后被捕的921人中，有20人被判死刑。他们毫无惧色，视死如归，连总督府官方文献亦叹服道：他们“均从容上绞刑架，虽是匪徒，亦可见其气魄之不凡”。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47页。
16六甲事件
就在苗栗事件过后不到一年，在嘉义又暴发了六甲事件。这是一系列反殖民武装暴动影响下台湾民心日益动荡的一次典型反映，正如总督府记录中所称：“民心暗淡，缺乏安定，到处流传着各种奇怪的传说。”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0页。显然，不甘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着反日的不满情绪。
六甲事件的发难者为嘉义厅店仔口支厅南势庄的罗臭头，据称他是出于痛恨日本殖民统治，誓将日本殖民者逐出台湾，并想为罗福星报仇的。喜安幸夫：《日本统治台湾秘史》，武陵出版社，台北，1984，第78页。1914年4月，罗臭头移据山中，供奉神佛，苦读兵书，以神明祭拜来招集信徒，先后加入者有罗狮、陈条荣等80余人，号召“将日本人从台湾驱逐出去”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1页。，而后由罗臭头来当皇帝，并定于1913年7月起事。但是，5月5日，罗的部下盗走前大埔派出所枪支，引起日本警察的警惕并展开了严密搜寻，暴动被迫提前。5月8日，罗臭头等10余人袭击大坵园、王爷宫派出所，沿途各庄民众纷纷加入暴动队伍，手持刀、枪、棍棒直扑六甲支厅。夜半在王爷宫造林地附近与日警侦察队遭遇，双方展开枪战，暴动队伍击毙日警侦察队长野田又雄。台南、嘉义两厅立即派出警察队包围搜捕，罗臭头等人退入深山，自杀身亡，另有8人惨遭枪杀。1915年2月12日，台南地方法院判处8人死刑。在这次暴动里有这么多的民众参与，给了台湾总督府很大的震动，此一阶段台湾民心的归趋于此可见一斑。
17西来庵事件
西来庵事件是20世纪初叶台湾人民反殖民武装暴动中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的一次。它的领导人是阿缑厅的余清芳，日军侵台时，他才17岁，即投身抗日武装集团，后反日情感一直未尝稍减。1904年，余清芳辞去巡查补之职后，出入台南各地斋堂，加入盐水港“二十八宿会”，反日言行日渐显露，遭日警以浮浪者之名收容“管训”，其反日决心愈益坚定。后来，余清芳和西来庵董事苏有志、郑和纪等结识，暗中商讨反日事宜，不久成了西来庵的主要负责人。另一领导人罗俊亦曾投身抗日事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身在大陆亲眼目睹了祖国革命运动的火热场面，对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深为愤慨。1914年，陈全发秘密渡航厦门，邀其回台共谋大计。1915年1月与余清芳会面，盟誓起事，约定由余清芳负责南部、罗俊负责中北部。同时，经由林吉的介绍，余清芳同长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江定会面，两人相见恨晚，决计相互合作，一起起来暴动。
余清芳等以台南为中心，积极发展民众加入、扩大队伍，他们利用神佛崇拜联络民众，进行鼓动宣传，揭露日本殖民者的横暴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其统治；同时还利用扶乩、神等民间信仰活动来做通俗宣扬。他们宣称：日本人在台湾只有20年的时运，到了大正四年（1915）就不得不退去，届时来自祖国大陆的军队会进攻台湾，应当起来里应外合一举击退日本人，那时的台湾社会将是一个理想的王国，“没有贫富悬殊，不征收租税，没有法律约束，可享有绝对无限的安乐和自由”同上山健太郎《台湾》（1），第57页。等等。至1915年4月，所募集的资金已经达到4000元，队伍迅速壮大。此时，罗俊与余清芳共同商定，乘日本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逼迫其承认“二十一条”，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之机，在台中、台南一起暴动。
此时的日殖民者对西来庵事件已略有耳闻，但还一时找不到证据。1915年5月23日，在基隆开往厦门的大仁丸轮船上，日警逮捕了苏东海，搜查出密信一封，暴动计划不幸泄漏。总督府立即展开全岛大搜捕，余清芳等人被迫转移。6月29日，罗俊被捕。但暴动者并没有被吓倒，7月6日，暴动队伍袭击了北寮庄山中的日本警察队，击毙巡查柄尾末吉。余清芳探知日本警察队倾巢出动，后方空虚，于7月9日率领所部攻击甲仙埔，杀死留守的日本警察及其家属，获取枪支弹药。同时，7月8日，分别袭击十张犁、大坵园、阿里关、蚊仔尺、河表湖、小林等警察派出所，击毙日警及家眷30余人。
惊恐万状的日本殖民者从阿缑厅、台北厅派出大批警察向甲仙埔逼近，双方展开激战，在日本殖民者的优势火力下，暴动队伍的各据点相继失陷，不得不退入山中。在后堀仔山，余清芳整顿队伍，于8月3日再度出击，袭击南庄派出所，消灭警部补吉田等12名警察及其余日人计20余人。6日，暴动民众向躲藏在糖厂内的日人发起总攻，人数多达千余人。但到了下午，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督府调集了步兵和炮兵包围暴动队伍，缺乏武器弹药和作战经验的暴动队伍放弃阵地退入山里，此役台湾民众牺牲300余人。暴动失败后，余清芳等见无法维持，便让众人四散逃生。8月22日，余清芳被捕，后江定亦被诱捕。
由于西来庵暴动得到了台湾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响应，为了彻底消灭台湾反抗运动的社会基础，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实施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们先是发布公告，声称将赦免暴动参与者，引诱各庄民众回家“自动归降”，当善良的民众听信日人的谎言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