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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发布公告，声称将赦免暴动参与者，引诱各庄民众回家“自动归降”，当善良的民众听信日人的谎言回到家园后，却被残暴的日本殖民者以集中训话为名拉到野外，令其自掘壕沟，然后集体屠杀，予以掩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噍吧哖惨案！据后人的粗略统计，整个西来庵事件中牺牲死难的台湾人约达3万人之多。在清剿暴动的同时，日本殖民者组织了台南临时法院，依据血腥的《匪徒刑罚令》处罚暴动参与者，结果居然有1466人成为被告，其中被判死刑的高达903人。该判决引起舆论大哗，被称作“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汉人：《台湾革命史》，第83页。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借大正天皇登基之机宣布大赦，但最终仍有200人被处死刑，另有703人被判无期徒刑。可以说，西来庵事件是台湾人民一系列反殖民武装暴动中牺牲最惨烈的一幕，正如史料所称：“整个台湾重新陷入恐怖政治的铁幕内，风声鹤唳，鸡犬不宁。”其阴影一直笼罩在台湾人民的心中，甚至到了10余年后，《台湾民报》的一篇文章里还提到：“西来庵事件的入狱者，虽然已经全部出狱了，但是台湾人心里头的印象，究竟是终不能消灭了。”参阅陈小冲《余清芳与西来庵事件》，《台湾同胞抗日50年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
18几点思考
20世纪初期台湾人民的反殖民武装暴动，与此前的抗日武装斗争相比较；表现出局部、突发和小规模的特点。总的看来，大致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反抗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经济侵略和资源的掠夺，如刘乾、林启祯领导的林圯埔事件，它反映了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当局及殖民母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第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压迫和殖民奴役，如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等，它反映出殖民地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对于自身所处政治地位的强烈不满和对异族统治者的自发反抗；第三，对新旧体制转换的无法调适及对社会急剧变迁感到迷茫，它反映出传统社会向殖民地社会过渡期中的一种自发抗体作用，但由于反对的是外来殖民者，故带有进步意义，如罗臭头领导的六甲事件。
另一方面，从整个台湾人民反殖民武装暴动的过程来分析，还能看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祖国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12次暴动事件中，就有6次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史料记载：“明治四十四年（1911）清国南部起义的革命军以席卷之势风靡全国，不久颠覆了北京朝廷，二百年帝业一朝灭亡，中华民国基础奠定。”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0页。如土库事件爆发原因之一就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至于苗栗事件本身就是中国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罗福星领导的，其余如南投、大甲、东势角及西来庵事件，无不与辛亥革命有关联。台湾总督府也承认：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使得“我台湾民情逐渐动摇”，指责一部分台湾人“迷梦未醒”，“对中国革命霸业深夜入梦”。他们惊呼：“中国革命的烽火飘扬于武汉原野，沸腾了几千万汉族的心血，其余焰有欲毁南瀛天地之虞。”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31、28、36页。所有这些，足以反映出祖国辛亥革命对台湾人民的深刻影响。其次，斗争方式上显示出浓厚的传统色彩。这些暴动事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利用民间信仰作为组织或号召形式的情形相当普遍。例如土库事件中的黄老钳即以祭拜玄天上帝来集结力量，“藉名神明，以信仰集团的力量举事”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1页。。六甲事件中的罗臭头亦以观音崇拜来招集信徒，托神传言，盟约举事。西来庵事件中的余清芳同样以信仰玉皇上帝与信徒相号召，自称受神饬语将为台湾皇帝，信众领取神符后可刀枪不入，等等。上述情形，给予暴动事件抹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乃至迷信的色彩，日本殖民者也将暴动群众蔑称为“匪徒”，说他们是“蒙昧之徒，螳臂挡车”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28页。
事实上，只要拨开这层面纱，就可以看到暴动事件所包含的强烈的反殖民压迫及民族反抗的真面容。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台湾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日本统治初期，台湾社会经济结构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明清以来敬鬼畏神习俗依然盛行，民间信仰十分流行，而日本殖民者为稳固其统治，对所谓的民间“旧惯”也采取放任的态度。民间信仰是当时台湾社会最具号召力的组织形式，以其作为招集民众的手段实在不足为奇。再者，从暴动中曾宣传理想主义社会蓝图的情况来看，一些暴动甚至还带有某些“千年王国”运动的色彩。再次，暴动事件中台湾人心中有着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厚重的中华民族意识。北埔事件中，蔡清琳自称“联合复中兴总裁”，号召人民“协助中国军队，将日本人从台湾击退”，这里“复中兴”的含义就是恢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31，28，36页。苗栗事件中，罗福星对“占世界面积三分之一”、“人口最多”的“我中华民国”充满深情，发誓为“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来与日本人斗争；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1页。西来庵事件里，余清芳在其发布的谕告中写道：“古今中华王国，四夷臣卿，边界来朝，年年进贡，岂意日本小倭贼，背主欺君，拒献贡礼，不尊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实由满清气运衰颓，刀兵四起，干戈振动，可惜中原大国，变为夷狄之邦。”对中国的衰落深表痛心，他还自称大明慈悲国奉旨本台征伐大元帅，宣传“中国南陵，天生圣明之君，英贤之臣”，显见这次暴动是在反满气氛浓厚的辛亥革命影响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复兴汉人的江山。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页。
参加暴动者更坦承暴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台湾重返中国的怀抱，台北地方法院在给总督的报告中说：“据林牛及谢成等供称：台中厅下罩雾之巨商林季商（彼于去年脱离本岛籍归复中国也）外数名，曾谋议于厦门，——为使本岛复归中国版图，正计划中云云。”暴动领导人之一赖宜在侦讯时称：“余既已宣誓招募同志，击退日人，为坚定将台湾恢复为中国版图之决心，乃祈神明佑之也。”他还说道：“因需要缴纳巨额税捐，有利事业又俱被日人所独占，每况愈下，不堪其苦，如恢复为中国版图，自不致受其苦，乃同意罗俊之企划，并协助其举也。”林衡道主编《余清芳抗日革命档》第一辑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中，1974，第60页。最后，对于暴动中不少人提出的称王称帝的主张，应结合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理解。这一时期的暴动参加者，都是来自台湾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很多是农民、隘勇、矿工、小手工业者等等，暴动的方式也是传统式的农民起义模式，在这样的暴动或起义中，皇权主义泛滥是其常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暴动事件里，所谓的台湾王仍然不能摆脱大中华的范围，如黄朝自称受玄天上帝敕封为“台湾王”，他认为天有四个角，台湾位于清国的南端，自己是为清国这个天来守护南天门的。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页。罗臭头亦想“自立为王”，但有趣的是他的这个王也是要由清朝皇帝封赏的，据记载：“罗臭头更藉托清国皇帝及天帝，准许罗君得近日即位为天下皇帝”。洪敏鳞主编《云林、六甲等抗日事件关系档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中，1978，第205页。可见罗臭头心中理想的皇帝不过是清廷之下的台湾地方王罢了。
第三部分
1工业发展概观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工业发展状况如何？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以日本殖民者实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为由，否认台湾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周宪文《台湾经济史》称：“台湾在日据时代，严格说来，除了制糖业以外，是没有什么工业可谈的。”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524页。也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认为台湾在殖民地后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且奠定了一个结实的工业基础。何保山：《台湾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79~80页。就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平心而论，整个殖民地时期的台湾工业确实得到了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一直是畸形的，只是到后来才有所改善，但台湾的工业基础毕竟在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并成为台湾日后工业化的一个坚实台阶。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发展可以193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期，前期为自由经济时期，后期为统制经济时期。首先我们将工厂的定义界定为拥有工业设备并雇用5人以上的制造企业，1915～1937年，私营工厂数从1323家增加到8025家，增长61倍；工厂职工数从28548人增为78571人，增长28倍；使用动力的工厂从1323个增为7881（1936年）个，增长6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编印《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台北，1946，第763、770、771页。
1912～1940年台湾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达6％左右，尤其是1912～1929年间，达9％以上，这种高工业增长率即使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