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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心系祖国，也没有忘记其自身的民族性。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民众中的主流心态是：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中国是台湾人的祖国，希望中国胜利。“七七事变”后，对日中间战争的原因，台北附近下层民众曾传言：“台湾原来是中国的，以一定的期限借给日本，期限来临，日本不还，所以导致这次事变。中国是大国，日本失败是当然的。现在有必要学习中国话了。”这一传言虽然没有根据，但它却折射出台湾民众心中隐伏的愿望，即希望中日战争是因台湾而起，并且战争的结果能够导致台湾地位的变化。在很多台湾人的心目中，台湾人是中国人，中国必胜。宜兰郡礁溪庄的游在添说“中国是我们本岛人的祖国”，就为这句话，他被日本殖民当局拘留了29天。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是个大国，日本必败；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希望中国胜利。”在日本人为庆祝某一战役胜利而举行提灯游行时，人们故意将“万岁”喊成闽南话的“放屎”以表示轻蔑。回归祖国是不少台湾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热切期望，员林永靖庄等地有人暗中宣传：“现在中国将夺回台湾，如果我们起来与日本抗争的话，不用多久，我们就能够回到中国的治理之下。”陈小冲：《“七·七事变”与台湾人》，《台湾研究》1996年第2期。面对台湾人民的强烈爱国意识，殖民当局承认岛内民心“很不安定”《台湾年鉴》昭和12，第132页。。针对这一局势，台湾法西斯势力的代表——台湾军首先站出来对台湾人民举起了高压的大棒。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五天，台湾军司令部就“向岛民发出重大警告”，7月14日，台湾军参谋长对台湾人的“非国民的言行再次发出警告”。《台湾年鉴》昭和13，第13页。8月日军发动上海事变后，台湾正式进入战时体制，社会愈益动荡不安，台湾军司令部再次森然告诫：“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若一旦闻知，即予剪除。”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1994，第256页。
为此，台湾军强化台湾社会治安维持，动员保甲组织担当基层治安工作，着重加强对日本人的依赖，确保日本人在所有重要部门的主导地位，支持右翼社会团体，压制台湾人的声音，甚至提出在台日人“警察化”的口号，要求在台湾的全体日本人行动起来监视台湾人的动向。近藤正己：《对异民族的统治与皇民化政策》，《台湾近现代史研究》1988年第6号。在总督府系统之外，台湾军内部也针对战争状态设立了自己的总动员业务部门，由山本募中佐负责，要求台湾产业界根据总动员法与台湾军进行合作，提供军需品。甚至于对台湾总督府一方，台湾军也强调自己是台湾防卫的“唯一责任者”，抨击总督府对台湾人历来同化政策的软弱，要求总督府强化对台湾人的“国防思想的彻底普及”，并有意利用战争状态插手总督府的行政事务，干预殖民地统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台湾人的精英分子，日本殖民者在压制的同时也进行了笼络人心的收编工作，以缓和与台湾人的尖锐矛盾。这种收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强制将台湾社会精英纳入殖民地秩序的轨道，逼迫其为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体制服务。譬如原民族运动的领导及骨干成员都被编入了皇民奉公会，林献堂任中央委员，林呈禄任生活、文化部长，蔡式谷任台北州皇民奉公委员，黄周任彰化市奉公团壮年干事，吴石麟任奉公青年队总务部长，等等。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实施所谓政治待遇改善活动。
1944年，曾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在组阁后，提出了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政治待遇改善的构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殖民地人民有参与日本帝国国家事务的权力，此为“政治上的待遇改善”；二是参政权之外的“一般待遇改善”。为此在中央成立了“朝鲜及台湾在住民政治处遇调查会”，决定修改贵、众两院选举法，改变贵族院构成，原来只有如辜显荣等个别殖民地“名望有识”者成为敕选贵族院议员，现在设立了“外地特别议员”，朝鲜和台湾共10名。在众议院选举方面，确定了台湾人的选举权、选举方法及议员数，台湾可选出5名日本帝国众议院议员。在台湾岛内，依据《朝鲜及台湾同胞待遇改善件要纲》，待遇改善活动表现为缓解出入境限制、改善警察取缔措施、提供升学就业的便利、改善劳务管理等，并将台湾人从原称作“台湾人”、“本岛人”改称为“台湾同胞”以示亲善；在镇压了台湾人为之奋争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后，日本政府此时也提出了《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及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改正要纲》，稍稍改变其政治花瓶的角色，赋予一定的政策建议权，台湾总督府也声称评议会是“台湾总督的最高咨询机构”，作为对殖民地人民要求自治的搪塞。此外，对于体现民族差别待遇的相关法律予以废止，譬如血腥镇压台湾人民反抗的《匪徒刑罚令》以及《浮浪者取缔规则》，酝酿废除保甲制度，在亲属继承法，官吏、会社员的聘用，国民学校共学等等方面都采取了所谓改善措施。 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崩坏之研究》，刀水书房，东京，1996，第411～432页。
由此看来，日本殖民者一方面对台湾人心存疑虑，倾力防范和镇压；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对台湾以往歧视性政策法规的清理和废止工作，改善台湾人的政治待遇，以体现其所称颂的天皇“一视同仁”的浩荡恩典。这看起来矛盾的政策，只要深入分析并不奇怪，日本殖民者为了维持在台湾的统治，历来都是鞭子和糖饴一起祭出的，有打有拉，有高压有笼络，是殖民者的惯用伎俩。且日本殖民者在这时提出待遇改善运动，不是善心大发，内里深藏着私利或阴谋。我们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虽曾暂时席卷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大片地区，但随着美、英、中等同盟国军队的反攻，日本军队节节败退，兵力消耗大增，国内青壮年不敷所需，迫切需要人员的补充。在这一背景下，殖民地丰富的人力资源便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重要的追逐目标，原本只在台湾征用军夫、军属已不能满足需要，在陆海军的不断要求下，将殖民地民众拉入日本帝国军队充当炮灰的计划秘密出台了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崩坏之研究》，刀水书房，东京，1996，第50页。。但是，日本殖民地统治政策的长期结果就是，殖民地人民作为二等公民，一直都未能享有正常的日本“帝国臣民”的地位，要把他们突然间转变为皇军的一分子，显然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障碍，殖民地民众也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因此，尽可能早的改善台湾人民的身份地位（不管是真心的还是表面化的）是日本殖民者必须着手解决重要课题，而要诱使台湾人民为其卖命，也要给点甜头才行。小矶内阁在谈到殖民地政治待遇改善时打出的幌子是“使彼等作为真正的皇国民享有将来与内地同胞无差别的平等待遇”，但“处遇会”内的陆军代表的一番话却道出了日本人的真实用意，他说：“待遇改善对（提升）日本战力具有很大的作用”。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崩坏之研究》，刀水书房，东京，1996，第433页。由此说来，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突然开展的所谓待遇改善运动确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看到紧接着待遇改善而来的就是征兵制在台湾的迅速实施。在美军登陆冲绳后，台湾总督府还将台湾人民组织起来编成国民义勇队的准战斗组织，实现台湾全岛战场化，让台湾人跟日本人一起为天皇“玉碎”。
1937年之后的台湾，从殖民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空前强化对台湾的资源掠夺的时代，其中既有物质财富的掠夺也包括人力资源的掠夺，法西斯军部势力与总督府文官行政体系相配合，使得这一掠夺进程显得更为精确和有效率。同时我们也看到，殖民者内部在如何对待台湾人的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这表明殖民者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当然这不妨碍他们终极目标的高度一致。
2战时经济统制
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上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殖民地下的台湾，殖民统治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亦十分重要，不论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对日资大资本家企业（如新式糖厂）的扶植还是大型公共项目（如水利设施）的建设，都少不了殖民统治当局的强力干预。战争状态下的经济不同于平时，一切均围绕着战争的需求而运转，因此，殖民统治当局对经济的干涉就更加直接且明显。台湾的战时经济统制正是这一状况的具体体现。
统制是战时经济的特点，但统制又不仅仅只是战争年代的唯一现象，在特殊需要的时候，殖民统治当局在平时也往往会运用统制制度。台湾的统制经济肇始于对米谷的农业统制。19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到日本国内经济出现大的衰退，尤其是米谷大量过剩，于是1933年起日本政府开始采取系列的米谷控制措施，11月颁布《米谷统制法》，对台湾、朝鲜和日本国内实行米谷管制，同时为了保护日本国内农民的利益，限制台米的对日输出。这一政策对台湾农民及以本地资本为主的“土垄间”等米谷中间商是个沉重的打击，也引起了台湾人的民族反抗浪潮，林献堂等人就发起了台湾米移入限制反对运动，并赴日请愿。1935年台湾热带产业调查会召开后，“保持台湾与南支南洋地方更密切的经济关系”成为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台湾原本以米糖为主的农业经济如何整合到配合日本的战争需求上来，成为第二阶段农业经济统制的内容，几十年来以稻谷和甘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