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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书局大量进口中文书籍以满足岛内的需求。总之，“汉文保存，乃是台湾民族运动的一大眼目”。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56页。
前面已经谈到，日本殖民者在发展台湾教育事业时，着重防范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而刺激台湾人的政治觉醒，故在高等教育领域处处限制台人。事实与殖民者的愿望相反，新一代台湾知识分许多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坚力量。日本前内阁拓殖局长滨田恒之助不得不叹道：“台湾总督府为本岛人的‘幸福’而大力教育彼等，盲目地打开了本岛人的眼界，结果，反而培养出对日本统治带来不利的人。今后对本岛人为使之同化于日本而施行的教育越普及，这种人将越多，日本的统治便愈益增加不便。这样，总督府处心积虑，最后却酿成与期待相反的结果。”滨田恒之助：《台湾》，富山房，东京，昭和3，第644～645页。叶荣钟、蔡培火、蒋渭水、黄呈聪、连温卿等等，即是此类令日本人头痛的人物。这表明，日本殖民者的政策是失败的。
不过，致力于推动地方自治的稳健派人士的教育诉求，与祖国派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1928年成立的草屯番仔田共荣会夜学会即较具代表性，其教学科目为国语（日语）、汉文、法律、农业四项。日语请公学校教员授课，按草屯自治运动领导人洪元煌的理解，不懂日语便无法有效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并不一味地排斥日语；汉文是台湾人自己固有的文字，应学习中国白话文，以保持民族性；法律的学习是为了根治台湾人的“奴隶根性”，促其政治的觉醒；农业科则是学习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 驹込武：《抗日运动中的教育要求与总督府的教育政策》，《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这里，台湾人对日本人带来的新式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适应模式，他们既要求学习汉文来确保民族性不致失坠，又试图通过掌握日语在既存的架构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子，并以此为工具向统治者发难，要求政治权力。
就绝大多数普通台湾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追随民族主义者研习汉文，自愿参加各类讲习班、研究会，阅读汉文报纸书籍；另一方面在日语普及运动的影响下，又不能不参与学习日语，尤其是日据后出生、成长的青少年一代，日语关系到他们的入学、升学、求职、升迁乃至事业经营、人际应酬等等切身利害，且身处殖民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因此要完全排斥日文是不可能的。何况日语还是他们获取新知识，睁眼看世界的途径。在民族性不迷失的前提下，于闽南语、汉文之外多一种语言技能，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日据时期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接受日语教育的民众数量逐年上升，尽管在熟练程度上不尽如人意，毕竟日语作为法定的官方语言，是台湾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在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和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台湾人被动地掌握了日语，这丝毫不代表他们在思想上也认同了日本，相反，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他们的心情，由台中庄遂性的一番话表露无疑：“我在国外和异民族相处时，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人，在国内和国人相处时，则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台湾人。并以能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的台湾人’而觉骄傲。”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152页。难怪日人称：“（台湾人）表面上虽说是日本国民，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人却并未怀有这种心理。”松井石根：《台湾统治四十年的回顾》，《东洋》（特辑号）昭和10，第113页。
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日语教育，是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第一次国语教育”。此前台湾的语言环境较为杂乱，既有北京官话，又有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除原住民外，通行的书面语言基本一致，但口语则异彩纷呈，日本人到台湾的初期严重依赖“通译”居中沟通，十分不利于殖民统治的展开。因此，加速殖民地人民日语的普及也是日本在台统治的现实需求。日据时期的日语普及运动借助政权机关的强力干预，得以实施并获得相当的成效。但需明白的一点是，这时的日语是外力强加给台湾人的语言，就绝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学习或掌握日语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这导致了他们对日语的领悟能力和记忆意愿相对于日本人来说，要低下得多。1936年曾有位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持续四十年的国语普及事业可说徒具虚表，而未具实效，盖其只可说是学校的国语、日人的国语、国语演习会的国语、广播节目‘国语普及之夜’的国语、商用的国语等，加以连教师均对之不关心，故学生只在上课时使用，一走出教室，每只使用台语，其所以成效不彰毋宁是当然之事。”周婉窈：《台湾人第一次的“国语”经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87页。这一批评当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它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日语仅仅是台湾人的实用语言，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语言、思考语言，更没有成为他们的民族语言。今天的人们尽可不必戴有色眼镜去看这段历史，就让事实恢复其本来面目吧。对待会讲日语的台湾人的态度，应该像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把他们当作是“留东五十年的老留学生”，光复之后“毕业回国了”。孝绍：《试假定我是台湾人来提出三项管见》，《台湾民声报》1945年6月16日。
台湾的教育系统是日本殖民者运用政府权力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它以日语、修身、历史等课目的教学，力图促使台湾人常用日语，培养其作为日本臣民所必需的素养，以达到同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利用手中的统治机器，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制造人为的不平等状态，对台湾人和日本人实施差别对待。日本人作为殖民地统治民族，在教育上、继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
尽管日本殖民者不时强调要达成“内（日）台如一”的目标，但正如矢内原忠雄所指出：“盖在经济及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拥护这种利益的武器，则在政治的不同化，即专制政治制度的维持。”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84页。换句话说，所谓的同化教育，就是要台湾人无条件地、单向度地向日本文化同化，是要培养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却能为殖民者创造剩余价值的有文化的奴仆，日本殖民者之所以在台湾发展教育事业，原因即在于此。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的教育经验是双元的，一则有书房的汉学传统教育及家庭中华文化的传承，二则有新式学校的近代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因此，两种文化的撞击、冲突、摩擦，导致新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二重性格。他们中有人竭力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吸收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并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的台湾人”为荣。但在殖民者政治压迫和统治者优势文化的冲击下，有人心生苦闷，感到迷惘，柴田廉称之为“迷失的羔羊”。柴田廉：《台湾同化策论》，晃文馆，台北，大正12，第50页。这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也出现了一小部分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尽管其中大多包含非志愿的原因在内，但附从殖民统治以求苟安本身仍应予以谴责。少数“协力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架构内曾分得一杯羹，故某些人心底深处的恋日心态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其影响亦不容忽视。
平心而论，从教育的普及、教育设施的增加和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客观标准来看，与清代及同一时期祖国大陆、东南亚地区的纵横双向比较，台湾的教育发展确有其领先的一面。譬如，当时一水之隔的浙江省、福建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便仅为46％和32％。《浙江教育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47页。郭少榕：《民国时期福建小学教育发展概况》，《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九辑），1992，第159页。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政治文化上日本殖民者是企图借教育来同化台湾人民；第二，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日本人占据优势，台湾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第三，就经济利益而言，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养，日本殖民者在教育领域的投入获得了高额的回报，相关研究表明，1920～1940年间，日人在农村教育中每支出1元，即可在农业生产上获取14元的长期社会报酬。刘克智：《台湾人口成长与经济发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9，第70页。因此，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是畸形的，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政策是歧视性的，日本人是台湾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总之，日本在台统治期间的发展项目向人们呈现的是一种“奶牛”效应，即只有费心养这头“牛”，才能挤出更多的“奶”来喂肥自己，在经济上是如此，文化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9台湾话文运动
台湾岛上的住民除了原住民外，历史上大都是从大陆的闽南、粤东迁徙过去的，其中又以闽南的漳州、泉州地区人民为主。由此而来，台湾住民的语言便以闽南语系占主导地位，而以客家与及南岛语系辅之。日本统治者在台实施同化政策和日语普及运动，同时还限制台湾人使用汉语及其方言闽南语，在台湾人为的造成了一场闽南语生存危机。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行动起来，一面为闽南语的生存与复兴呼号呐喊，一面尝试以闽南语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由于闽南语即台人所说的台湾话，此一运动亦通称为台湾话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