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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技术上的可能性。
印度在1910年成立了一个联合新闻社，1919年，该社成为路透社的附
属机构。
中国清朝末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人自办的通讯
社也产生了。最早的一个是1904年在广州创办的中兴通讯社，发行人兼编辑
是骆侠挺。接着，李盛铎、王慕陶等于1909年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也曾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机构。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通讯事业开始有了发展。1912至1918年，广州、
上海、长沙、武汉、北京及日本东京等地陆续出现过20多家通讯社，其中比
较著名的是邵飘萍1915年在东京创设的“东京通讯社”和1918年在北京创
设的“新闻编译社”。这些通讯社大多数规模小、人员少，除少数稿件自行
采写外，绝大部分稿件来自选编的中外报刊消息。
中国自办通讯社的建立，打破了外国帝国主义通讯社长期对中国新闻市
场的垄断，也改变了中国只有报纸单一新闻传播工具的局面，中国通讯事业
开始起步了。
（3）新闻立法
亚洲一些国家政府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禁止反对派的言论和新闻，制定
并颁布了新闻法令。
印度第一个新闻法是1799年颁布的。在19世纪上半叶，英代理总督公
布了出版法，宣称给出版物言论自由，废除书报检查制度。1867年又公布了
报刊和书籍登纪法。
1870和1898年，政府在对英国殖民当局所公布的印度刑法的修正案中，
制定的有关煽动罪的条款里，有些内容是涉及新闻界的。1910年针对当时的
报刊状况，政府又制定并颁布了报业法。
印度的新闻法律是参照英国有关法律制定的，所以较早地制定了废除书
报检查制度，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原则。但是，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印度
人民奋起反抗为民族独立斗争时，英殖民主义者必然要进行镇压，对报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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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独立的言论也必然以“煽动叛乱”、“煽动仇恨”之类罪名进行压制。
所以，从实质上看，印度殖民地时期的新闻法制的着眼点是限制而不是给予
新闻自由。
日本明治政府是在1869年颁布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的，该法称《报
纸印行条例》，共7条。其基本要求是报纸需经官方批准，一切与世无害者
均可刊登；不许对政治宗教妄加评论，有言论错误而又不改者应追究责任；
禁止在报纸上污蔑他人，等等。从条例内容的总体看，其基本精神还是在解
除报禁。所以条例公布后，出现了不少新的报纸，如《明治新闻》、《六合
新闻》、《博问新闻》等。特别是有影响的《横滨每日新闻》、《东京日日
新闻》、《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的创刊，为后来日本新闻业的发展
起了奠基作用。在这一时期，政府本身也积极创办新的报纸。1871年4月，
参议员木户孝允动员山县笃藏出资创办了《新闻杂志》，内容丰富而又真实；
1872年6月，在日本首任邮政大臣前岛密支持赞助下，由其秘书小西义敬创
办了《邮便报知新闻》，该报利用其与邮政大臣的密切关系，得以广辟稿源，
因此，广泛刊登地方新闻成为该报一大特色。此外，在报业发展形势下，1873
年，日本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大意》由新闻杂志社出版了，这是日本近
代新闻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日本新闻业在明治初年能获得大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明
治政府基本上厉行了“文明开化”政策，制定了较为开放的新闻法令。
但是没有多久，随着民权运动的展开，报纸各执一辞，逐渐成为政治性
报纸而不完全服从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报纸的政策就发生了变化，
由宽容转为压制，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新闻法令，使处于兴旺发展的报业遭
到打击，不少新闻工作者被课以罚金或被逮捕。
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有言论、
著作、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对臣民所拥有的自由权利的规定是明确
的，然而这是写在宪法上的自由。实际上宪法制定者的用心是在“法律许可
的范围内”这个限制词上。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帝国宪法》关于“自由”
的条款并未给日本新闻业带来真正自由。20世纪初，日本政府又公布了《报
纸发行保证金制度》，并重新公布了严厉的 《报纸条例》，后者成为日本最
基本的言论法规，这些法规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在戊戌变法前，清政府没有新闻方面的专门法令，直到1906年，才
颁布了 《大清印刷物专律》和《报章应守规则》，1908年，又颁布了《大清
报律》。这些法令对报刊的限制是异常严厉的，如规定报刊在每期出版前必
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关审查，违背者受罚等。这些条例公布后，报
界大哗，特别是由于这些法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革命派报刊的，更是激起了
革命派的反对。
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前，在封建专制的出版法令禁锢下，不少报纸被
查封、遭摧残，不少报人遭迫害、被逮捕，民族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无法
顺利发展的。
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发展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在以孙中山为首的
临时政府存在时期，共和国废除了清王朝一系列法令，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
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其中在
新闻出版方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刊
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各地革命党人控制的军政府也在报刊出版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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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支持和保护人民的言论、著作、出版自由，尊重报纸的言论自由。
在这种新闻自由的空气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办报高
潮，全国报纸一下子增加到500多家，其中北京最多，有50多家，报纸的发
行总数达4200万份。这些报纸中绝大部分是各党派团体的机关报，一部分是
民国新贵们自己出资为个人造舆论创办的报纸，一部分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为追求民主和自由而创办的报纸，这些报纸都以刊载时事政治材料为
主，还有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以推销商品为主要目的创办的商业性报刊。此
外，也有一些文艺性、学术性报刊，以及提倡女权的妇女报刊。总之，由于
民国初年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闻法令的颁布与实施，
使新闻业获得了繁荣发展，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个新的历史局面。
然而，当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北洋军阀的总头子袁世凯在中外反动
势力的支持下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为了建立封建独裁统治，不仅培植
私党和扩充反革命武装，而且注意控制舆论。其手段，一是创办挂着“民间
报纸”招牌的御用报纸；二是用重金收买报纸和报人；三是用暴力扼制言论
自由，残酷迫害敢于反对他的报纸和报人；四是颁布《报纸条例》和《出版
法》，强化对报纸的管治。在袁世凯的控制和摧残下，全国报纸中至少有71
家被查封，49家被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新闻记者中至少有24人被杀，60
人被捕，原已繁荣的新闻业走向了低潮。
1916年袁世凯死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通电宣布恢复民初的《临时约
法》，恢复国会，恢复一些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被查封、禁邮的报纸，并在上
海、北京等地又新出了一批报纸。从表面上看，共和制度、政党政治再度复
生。但在1917年，张勋复辟和随之而来的段琪瑞专权下，国会被解散，《临
时约法》被废弃，资产阶级报刊又一次惨遭浩劫。不过，这个时期，仍有一
部分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青年学生积极投入了报刊宣传活动，其中以
1915年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为主要代表，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
人的努力下，这些刊物以“民主”、“科学”为武器，向文化思想战线上的
封建势力发起了勇猛进击，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报刊是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报刊中最有朝气和最革命的部分，它们给在封建军阀统治
下挣扎前行的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3。亚洲出版业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工业发达国家相继实现了印刷工业的机械化。随
之近代机械印刷术传入日本、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出版业
的发展。
（1）报纸出版业的发展
近代机械印刷术传入亚洲后，日本、中国等国家首先用于报纸的印刷，
所以这些国家的报纸出版业率先得到发展。
1870年，日本第一家现代报纸《横滨每日新闻》诞生，它是日本国中首
批使用铅字活版印刷的报纸之一。接着《大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
《读卖新闻》等相继问世，开创了日本近代报纸出版业的新阶段。此后，在
1882—1897年间，《时事新报》、《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
《国民新闻》、《二六新报》、《日本时报》等又一批报纸创刊，日本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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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获得迅速发展。20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