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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位政治家、国务院总理，却能在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中，抽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指导文艺工作。有时就像一位专职的文艺界领导和专家，亲临指导一个剧目，策划一项文艺活动。所以，直到今天，文艺界许多人怀有无限敬佩的心情思念他。
新中国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文艺工作上。他为了使延安来的一批歌唱演员，在新形势下提高演唱能力，特地指示有关单位，从苏联请来专家给他们上声乐课。几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果，他让苏联专家做顾问，由中央歌剧院排演了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给我国观众的第一部西欧古典歌剧《茶花女》，主角是专家学生和张权、李维渤、李光羲等，演出获得成功。
不久，周总理专程来看演出。第一幕时，大家还见他炯炯有神地观看舞台上的表演，可是到了第二幕，他突然从座位上消失了。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祝贺，陪同的人才知道，他在看戏中间，换了楼上、楼下几个座位，为了了解剧场视线和声音效果，乐队是否造成了“音墙”，影响了演员的发挥等问题。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记得一次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演唱，国务院外办的人对总指挥说：这次节目是总理审定的，除了民族民间的，还让演唱柴可夫斯基的“连斯基的咏叹调”，向外宾展示我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成果。
20世纪60年代初，湖北歌剧团演出了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轰动了全国。周总理不仅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后，还上台和全体演员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周恩来唱了十几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喜欢的是“洪湖水”。“文革”中，他不能公开和大家一起唱，就一人悄声地哼，直到他去世前还深深地喜爱着这首歌。
许多歌唱家无法忘记一个日子─1962年12月29日。政协礼堂里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独唱音乐会，就是当年称为十一大女高音独唱音乐会，参加的有王昆、张权、张利娟、孙家馨、刘淑芳、梁美珍、王玉珍、张越男、苏盛兰、徐有光、仲伟。
著名女高音王昆从1954年到1963年9年间，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理想的唱法”。这位在延安就以《白毛女》红遍解放区的歌唱家，有一段时间在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上来回“拉锯”。经历了一段“不上不下”、“里出外进”的痛苦过程。直到周恩来亲自点拨她才醒悟过来，找回了自我。
那天，王昆反复问自己：是用什么方法来唱？是用《白毛女》和陕北民歌的唱法，还是用学了欧洲发声法之后的唱法？她想《白毛女》那种唱法5个月前总理刚听过了，新的唱法虽然还没掌握好，但“丑媳妇终归要见公婆”，就决定让总理听一听学的新唱法！
王昆唱了维族歌《解放了的时代》和印度歌《摇篮曲》以及印尼歌《宝贝》。本来她对自己这种唱法就缺乏信心，内心也隐约觉得周总理是不会承认这种唱法的。心理上有了压力，一有压力，精神就更紧张，唱出的声音“忽忽悠悠”的，结果紧张出了一身大汗。
演出后，周恩来没有说她什么。但是在联欢舞会上，周总理没有和以前那样邀王昆跳一场舞，而是和其他几位歌唱家说话。看得出来，周恩来对王昆有意见，可能考虑这个场合不便说。王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总理面前，接受批评。周恩来先是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非常严肃而且是不留情面地说：“你终于学成这个不洋不土的样子了，关于‘洋嗓子’‘土嗓子’问题你们音乐界什么时候才能纠缠得清呢？你的嗓子本来是很高亢、嘹亮的嘛！《宝贝》是刘淑芳的曲目，你唱它做什么？你要走自己的路嘛！”
王昆当时受到极大的震动，难过地要掉下眼泪，9年心血，9年苦觅，竟然得到的是这样的评价，而且是周总理的评价！晚会结束后在大厅走廊照相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是和往常一样把她安排在周总理的右边。这一次，王昆无论如何是笑不起来了。
她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也别无选择了，决心把“自己”找回来。
1963年5月初，也就是政协礼堂独唱会4个多月后，王昆写了一封信给总理，告诉说她要在苏联展览馆演出独唱节目，请周总理和邓大姐来看。
没有想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真的来到了剧场观看王昆的演出，那天她唱的是《夫妻识字》、《南泥湾》、《北风吹》、《扎红头绳》和《秋收》等老歌。落幕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从台侧走到舞台上来。只见周恩来满脸兴奋，握着王昆的手说：“今天你唱得好，我很高兴。你的歌声使我们今晚回到了延安！”
“为人民歌唱”是周恩来当年在延安送给王昆的一句话。在王昆几十年的歌唱生涯中，不论是在农村土台子上，或在前线医院紧凑在伤病员的耳边，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大舞台上，都是这几个大字在鼓励着她，鞭策着她。
女歌唱家张权也难以忘怀这一天。她自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发配哈尔滨，这次成为11名女高音之一，第一次在周总理面前表演，内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那天张权演唱特别动情，演出很成功。按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她是一个摘掉政治帽子的人，也是不可亲近、不可接触的人，当她唱到第二首歌时，周总理从座位上举着一杯茶，走到台前，双手递给了张权，顿时四座为之一震，一杯茶说明了周恩来对一名歌唱家的尊重与理解，甚至是支持和关怀。热泪盈眶的张权事后请求工作人员把那个茶杯赠给她作为纪念。
后来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出席北京饭店举办的晚会，特约来北京开会的张权参加。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为了给大家助兴，请张权和男歌唱家演唱《饮酒歌》。张权因很久不唱歌，再加上激动，忘了歌词，事后很不安。她到总理跟前表示歉意。周总理没有责怪张权，而是当场批评了统战部负责人，说：“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做工作，首先要懂得尊重人，不能强人所难。”总理懂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领导人，懂得尊重艺术规律，善于团结人。文艺界的老同志都记得，周总理在看演出上台祝贺时，总是带着诚意注视着与他握手的演员，不让人感到仅仅是礼节、应酬。尤其令大家感动和惊异的是，他能记住并叫出许多许多演员的名字，甚至有的人过去只见过一次面。
大树参天护英才（2）
以大国总理的身份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他深知凡与他见面的人，都有想留下纪念的愿望。每次会见或是活动，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主动建议和客人一起合影留念。每当此刻，总是令大家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这种和洽、真诚和亲密情绪几乎能从每一张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合影中散发出来，强烈地感染了今天的人们。不难想像，当年的周总理已经走进每一位艺术家的心田里，他的音容
笑貌定格在一个时代的相框里。
1961年8月，周恩来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上海期间，观赏了一场演出，节目有音乐、舞蹈、沪剧等。上海交响乐团的副首席提琴手陈慧尔独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原是中国传统剧目，这次用西洋乐器演奏，格外动人。台下观众被这首优美且凄婉的曲子深深地打动了，全场鸦雀无声。音乐指挥手中的指挥棒刚刚落下，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涌向了舞台。
演奏的演员们相信，那热烈而长时间的掌声中一定有周总理执著的击掌和他真挚的笑容。
演出结束后，参加这场演出的主要演员走上舞台向观众们谢幕。
这时周总理和外宾走上台来和大家一一握手。这是演员们第一次这样近距离面对周总理，和周总理握手，情绪非常激动。
周总理的情绪也十分高昂，他走到陈慧尔跟前时，停下脚步，握住她的手问：“你是哪里人？”
“浙江人。”
“你几岁开始学琴？”
这时陈慧尔又激动又紧张，竟然一下子没有回上话来。大家在一旁急忙插嘴：“慧尔，回总理话呀！”她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瞪着眼睛望着周总理傻笑……周总理也笑了起来，鼓励她说：“多努力吧！”又和她握了一次手，带着微笑和别的演员握手去了。
事后大家得知，周总理对这次演出很满意，对提琴手陈慧尔尤为满意。因为周恩来一直关注上海交响乐团，要求他们写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交响音乐作品来。《梁祝》就是实践民族化、群众化思想取得的可喜成果。在周总理的提议下，《梁祝》多次为来访的国宾和外宾演出，反映一直不错。当时有人这样评价说：“听了这首协奏曲，好像在潮湿的空气中闻到一阵芬芳！”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国庆总是要选调一些优秀剧目作为献礼作品。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成为舞台上的“宠儿”。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的女儿赵青成功地扮演了剧中主人公“三圣母”的角色。
该剧一登舞台，便轰动了海内外。1959年上影厂拍成电影，成为国庆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并参加了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大典献礼的演出。当时有一个200多人造型的大宝莲灯，场面之宏伟，好似表达了新中国十周年的伟大气魄。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举行宴会答谢参加国庆大典演出的文艺界全体工作者。赵青恰好与周总理坐一桌，但是不挨着总理坐。周恩来见“三圣母”坐在自己的对面，朝她招招手，叫别人与赵青换了座，让她紧挨着自己身边坐。
周总理问赵青：“你知道谁叫你们演出大宝莲灯的？”
赵青实话实说：“不知道。”
周恩来哈哈大笑，“这总导演是我呀！陈荒煤同志介绍了舞剧电影《宝莲灯》，我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