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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小姐带着食品来看望贝兰杰，并告诉他最新消息，巴比雍在变成犀牛之前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必须紧紧跟随时代潮流，并告诉他博塔尔也变成了犀牛，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包括红衣主教与公爵都变成了犀牛，商店已被犀牛劫掠一空。这时街上的犀牛越来越多，嗥声震天，还夹杂着喇叭与鼓声，势不可当。全体消防队员也参加了犀牛的行列，在林荫道上呼啸而过。
本来，贝兰杰与狄达尔都在追求苔丝小姐。苔丝拿出食品，邀请狄达尔与他们俩共进饭餐，而狄达尔心里越来越不安。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迫随上司与同事，于是拒绝了邀请，不顾贝兰杰的反对，奔入楼去加入了犀牛队伍。
贝兰杰以为狄达尔是因为情场失意才变的犀牛，而苔丝小姐则认为变成犀牛是人们的爱好，劝贝兰尔不要加以干涉，应该选择自己所爱好的生活，获得幸福。于是贝兰杰向苔丝表达了爱情，两个人感到非常幸福。突然，电话铃响了，贝兰杰拿起听筒，不料里面传来的也是犀牛的叫声。贝兰杰又打开收音机，想听一下新闻节目，收音机里传来的也是犀牛嗥嗥的叫声。原来，犀牛已经把电台占领了。这时，全城只有苔丝与贝兰杰还保持着人形。贝兰杰决心将他俩作为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使人类能繁衍下去，拯救整个人类。可是苔丝听了犀牛的叫声，觉得如同音乐般美妙，觉得变成犀牛才是正常的。她对贝兰杰说：“有理的是大伙儿，既不是你，也不是我”，“也许我们才是反常的”。贝兰杰拿着镜子，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形象，认为还是人的模样好，他决心抵抗到底，绝不作犀牛。苔丝小姐与他分道扬镳，下楼当犀牛去了。
舞台上只剩下贝兰杰一个人了。他极其孤独，叫道：“别让我一个人呆着呀！”他又朝着犀牛群发誓说：“我不会追随你们，我不理解你们！我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我是人，一个人。”楼下，犀牛群疯狂地奔驰，卷起滚滚的烟尘。贝兰杰惊魂不定，用棉花塞住耳朵，一面为自己打气“战胜他们”。突然，他在镜子中发现自己的模样很古怪。他拿出几幅同事的人像，同墙上的犀牛像对比一下，觉得还是犀牛漂亮，人竟是那么丑，后悔自己没有变成犀牛。然而悔之晚矣，贝兰杰再也变不成犀牛了。最后，他面对墙上那些犀牛头像、绝望地叫道：“我是最后一个人，我将坚持到底！我绝不投降！”
《犀牛》一剧情节极度荒诞，但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哲理。犀牛无疑是兽性的象征，人变成犀牛则体现了人类丧失自身的品格与本性，葡伏于兽性的面前，走向异化。在题材与表现手法上，此剧有些类似于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但比之《变形记》，尤奈斯库的《犀牛》表现了对人类世界更深的忧郁。《变形记》中的职员虽然由人变成了一只虫，但他是迫于外界强大的压力而被迫变形，内心却充满着不屈的精神。但 《犀牛》中，虽然也有犀牛阵给人造成的恐怖与惊荒，但人们却把犀牛当成一种社会流行的时尚，以变成犀牛为美为荣。有一些人虽然不愿变成犀牛，却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应该随随便便地，无动于衷对待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听之任之。
《变形记》中变成虫子的只有一个人，而《犀牛》则全城的人都发疯般地甘愿变成犀牛，不仅有下层的工人、消防队员，还有白领阶层的职员、公务员，甚至还有上层的红衣主教、公爵。“犀牛病”不仅在小镇蔓延，而且波及整个人类，整个世界都毁灭了。
我们且看一下由人变成犀牛的苔丝小姐的心态变化。在最后一幕中，只剩下苔丝与贝兰杰两个具有人形的人，他们看着楼下的犀牛群：
苔丝：这些才是人。它们看起来可高兴呢。它们裹在它们的那层皮里觉得挺自在。
它们丝毫没有发疯的神情。它们很自然，它们是有道理的。
贝兰杰：（交叉紧握双手，悲痛绝望地看着苔丝）苔丝，是我们在理，我向你保证。
苔丝：别自吹自擂了！……
贝兰杰：你明明知道我有理。
苔丝：没有绝对的道理。在理的是大伙儿，既不是你也不是我。
苔丝：……它们在唱歌，你听见吗？
贝兰杰：它们没唱歌，它们在嗥叫。
苔丝：它们是在唱。
贝兰杰：我告诉你，它们在嗥叫。
苔丝：你疯了，它们在唱。
贝兰杰：那就是你没有长着懂音乐的耳朵！
苔丝：你对音乐才是一窃不通呢，我不幸的朋友。还有，看呀，它们在玩，在跳舞
呢。
贝兰杰：你管这叫跳舞吗？
苔丝：这是它们的方式。它们好漂亮。
贝兰杰：它们真难看！
苔丝：我不许你说它们的坏话。这使我不愉快。
贝兰杰：对不起。我们犯不着因为他们吵架。
苔丝：它们是神。
这一段对话再明白没有地表现了人们对“犀牛病”的态度。虽然人变成丑陋的犀牛是一种病态，但一旦病态成了流行文化与趋时的习尚，人们就完全丧失理性，丧失自己独立的判断而附和赞同社会时尚。在时尚面前，人们的逻辑、理智毫无用处。如同逻辑学家一样，虽然他事事都讲推理，但严密的逻辑与合理的推理，都最终引向奇异的怪论，使变成犀牛这一丑陋的现象合理化、逻辑化。于是犀牛的嗥叫变成了音乐，犀牛的奔驰变成了舞蹈。犀牛丑恶的嘴脸也被描述为“自在”与“自然”。而在流行的“犀牛病”中，具有人本质的人性反而丑陋无比，不可思议。人们不惜毁灭自身，甘心参加时尚的行列，哪怕那是犀牛的队伍。
贝兰杰是最后一个没有被异化的人。在流行的时尚病面前，他还保留着人类的理性与自我的人格。经过仔细的观察与理智的分析之后，他坚信人类本性的美好，决心抗拒这种集体性的变异。但他是孤独的，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虽然他不停地叫喊：“我要保卫自己！我是最后一个人，我要坚持到底，决不投降”，但事实上，他是绝望的。而且，就连贝兰杰本人，也曾处于极度苦恼与动摇之中。他一度对自己的主张——也即对人的本质与独立人格发生怀疑，竟然觉得人的面貌反而不如犀牛漂亮。这就说明，尽管有人捍卫人自身的本质，却又软弱无力，根本不足以对抗强大的异化力量。读了这个剧本，我们不得不感到人类的巨大悲哀。
据说，尤奈斯库有感于三、四十年代横行全球的法西斯主义的兽性猖獗，而创作 《犀牛》。二战时期，尤奈斯库居住在罗马尼亚，面对法西斯主义这种毒潮，不少人居然表现出同情与赞助，丝毫不去怀疑它。尤奈斯库深深感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蔓延，感到无力改变，于是在 1938年离开罗马尼亚。在尤奈斯库看来，法西斯主义如同“犀牛病”一样，成为流行时尚，在它面前，人们完全丧失了人性与人格，认同兽性，使之成为广泛的潮流。而人类在这个潮流中，却正走向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文明遭受到巨大的灾难，数千万士兵战死，数以百计有着精致文化的城市 （包括德国的德累斯顿这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被炸成废墟，数以亿计的和平居民遭到杀戳。这难道不是“犀牛病”最好的注脚吗。
不过，《犀牛》一剧，虽然源于尤奈斯库对法西斯主义蔓延的感触，但由于它已经上升到了抽象的哲学高度（也即人性对于兽性的屈服），因此，它的意义超越了某个具体历史时期社会状况，而具有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如果我们再联想到尤奈斯库对《阿美迪式脱身术》所下的评语，就会领悟到，所谓“犀牛病”，指的也是一部人类历史。因此，这出戏可以看作是对一切社会制度的抗议。作者曾说：“这个剧不仅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祸害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也想借此对切极端专制制度进行谴责和抨击”。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人变犀牛，是表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传染病一样蔓延，从而使所有现代人都有丧失人性的危险。因而，此剧有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色彩。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包括法西斯主义，而且也包含中世纪的宗教狂热，甚至包括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因而，在阅读此剧时，我们应该批判地接受。
荒诞派戏剧的思想意义 （下）
品特：屋外的威胁
荒诞派戏剧在法国巴黎诞生之后，迅速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的响应，在英美等国，都出现了荒诞派的戏剧大师，如英国的品特与美国的阿尔比。
就品特而言，他的作品也常常表现世界的荒诞与人类生存的荒诞，但其大多数作品则着重表现另一个重要主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与恶化。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
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为了对付强大的自然力量，不得不组成合作的关系。农业文明时期，整个社会以农业劳动为基本的社会劳动。由于人类以土地为生，往往以村落为居住方式，几代人长期居住在某一固定的地方，比邻而居，安土重迁，他们甚至能说出邻居祖先几代的名字。这种交往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社会学家称之为原始接触、或原始关系。随着大工业的建立，机械化生产替化了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现代化大工业使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整个生产活动由社会安排，人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