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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要求学生写作文，不是在塾馆里闭门造车，而是领着他们出去游玩，这在当时小小的湖州城也算是创造性的举动。沈先生有时带他们到野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有时则带他们去看庙会，领略乡下人赶会的热闹。有一次，竟然带陈果夫进了茶馆。后来，陈果夫曾以十分留恋的心情回忆道：这是我初次上茶馆，茶馆里的形形色色，确是有好看的地方。却巧那天楼下正在讲茶，讲到后来，连茶碗也发起声来了，幸而那天从看会回来讲道理的人很多，竟把那个凶横无理的判决了，先生问堂倌，堂倌说没有什么事，这种讲茶常常有的，而在我这个城里人却是初次见识。
外界的事物令陈果夫大开眼界，他开始接触这个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下层社会。回来后，沈先生便要学生们作文，将先一天旅行的所见所闻写进去。陈果夫觉得这种作文十分好写，提起笔来，旅行中的情景便跃然眼前，下笔也如有神了。
在沈先生的塾馆里，陈果夫学到了很多知识，沈先生的为人、沈先生的教育方法、沈先生对学生的企望，都令陈果夫终身难忘。1940年，沈若臣先生病逝，陈果夫十分悲痛，亲笔写下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做一世教书先生，严谨而有恒，医若干贫病乡民，济众难自救看两载敌伪暴行，痛苦未便说，蒙多年殷勤作育，解厄愧无能这副挽联表达了陈果夫对他这位启蒙先生的敬仰、感激与悼念之情。
陈立夫最开始是跟母亲学识字的，母亲在家务之余，便教他从最简单的“人、口、手、天、工、王”等字认起，几年下来，也认了好几百个字。
陈立夫与他大哥陈果夫一样，也是八岁“开荒”的，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遭遇两个糊涂先生，而是一开始便从大哥的业师沈若臣读书。此时，由于父亲在外经商、果夫已外出求学，家中没有人能管着他，而祖母又极疼爱这个聪颖机灵的孙子，因此，陈立夫较他的大哥来说自由得多。
沈先生现在所教的学生比以前增多了，全班有近40名学生，在那时的湖州，已经算是很有规模的了，为了使每个学生学得其所，沈先生依照各人的文化程度分别教学。先生要求严格，每天都要求学生将先一天所上的课文先讲解一遍，然后再背诵，而且不准错一个字。先生的脾气也不如原来好了，原来不会背书，只是责备几句，现在可不同了，如果背不出，就要打手心，错一个字打手心五下，有时错字多了，挨打次数增加，学生痛不可当，嗷嗷直叫，也不罢手。尤其是冬天，更是疼痛难禁。
每天上午，沈先生都要学生练书法，要求交大字一张，并在上面注明，今天是第几名到馆，“陈立夫每天都是七点左右第一个到馆，所以他常常一口气写了三张分三天交上，他读了六年的私塾，十有九次他都是第一个放学回家”。
塾中教室分内外两间，沈先生的讲台摆在外室，讲课时，他是瞧不见内室的情形的，因此，只有认真听讲努力读书的好学生，才有资格坐在内室，陈立夫是被安排在内室的学生之一。
陈立夫启蒙的第一本书是《小学》，内容是有关礼仪和行为的规范，由于四字一句，并有押韵，读起来很有意思，这使陈立夫一下子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接下来便读《幼学》、《四书》、《五经》等。陈立夫记忆力特别强，每次沈先生布置的作业，他不需多时，便能朗朗上口，背诵得丝毫不差。因此，他不需将所有时间花在读书上，学习之余，总是和一些孩子嘻闹玩耍，踢球、爬树、投石子、斗蟋蟀、捉迷藏等，而且常常是玩而不厌，乐而忘归。尽管如此，在沈先生的心目中，陈立夫仍是一名用功的好学生，不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第一部分塾馆残梦（3）
塾馆有两项规定：一是最早到学堂的，可以最早放学；二是谁在学堂表现不好，功课又差，就必须到天黑才准回家。由于陈立夫每天最早到校，功课又好，所以总是最早回家。每天到了放学时候，沈先生总是一个个点名，每一个学生只有在听到叫自己名字时，才到老师那儿去，拿回自己的作业和批改的习字，才能回家。当时，每个学生的作业及所学习的内容，彼此都不相同，有人念《论语》，有人读《孟子》，多数是学中国的古籍，有时也会念一些诸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新教科书。陈立夫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以至好多年后，他还评价道：“这种教育方式，看似混淆麻烦，但是因材施教，因程度不同而分别教学，彼此都不会阻碍别人的发展，这实在是一种极为理想的教育方式。”陈立夫虽然用功学习，但毕竟是小孩，难免顽皮习气。有一次，老师离开课堂外出，陈立夫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放下手头的书本，跑到外室，和其他同学猜拳玩游戏。整个学堂一下子乱了套，喧闹成一片。正玩得兴起，沈先生回来了，同学们如鸟兽散，纷纷逃回自己座位，塾馆顿时寂静下来。沈先生大声责问，有哪些人参加了游戏，同学们都低着头，噤不作声。这时，陈立夫站了起来，坦白告诉老师，他是发起者，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沈先生一脸怒气，将其他学生每人打了五板手心，奇怪的是，却放过了陈立夫，没有处罚他，实际上是对陈立夫诚实、勇于承认错误的鼓励。
少年时代是天真烂漫的，很少人在这种时候就具有成年人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精神，陈立夫就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顽童，他沉醉在一个调皮、玩耍的儿童王国中，根本没有去考虑他的未来，他的理想，更没有考虑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有一件普通的小事，却深深地打动了他年幼的心。
每天清晨，陈立夫上学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个长发和尚，头上系个铜箍，背后背着韦佗菩萨像，走三步拜一下，这样看了好几年，和尚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天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从不停歇。有一天，陈立夫忍不住好奇地问他：“法师，您为什么这样跪拜，这是什么意思啊？”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庙，所以天天在城里化缘，已经有七年了。”“您这样能盖得成庙吗？”陈立夫觉得真是天方夜谭。“一定可以的，你小孩是不懂的。”和尚说完，又三步一跪地走了。
和尚走了，陈立夫还呆在那里沉思，他不相信和尚的话，但和尚的精神却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自己也应该立个志向才行。
没想到好多年后，陈立夫24岁大学毕业那年，因为写论文，和同班同学叶秀峰回到故乡外弁山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有一天，他们在山中，突然遇上倾盆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而且山中大雾弥漫，他们又迷失了方向，一时进退两难。
这时候，来了一位回庙去的和尚，见他们狼狈的样子，就将他们领到自己庙中避雨。这是一座刚盖起不久的庙宇，大雄宝殿的佛像尚没镀金，偏殿也才盖一半。
他俩换上干净的和尚衣服后，陈立夫才发现这位和尚十分面熟，就问他：“您是否就是发心建庙的拜韦佗的和尚？”和尚很惊讶地回答：“是啊，施主为何动问？”陈立夫便将幼年时代二人碰过面的事说了出来，和尚很动感情地告诉他，一个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一席话，对陈立夫影响极大。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塾馆生活，虽然从他们后来的回忆看来，也不乏烂漫有趣，但总的来说，是呆板的，苦涩的，死气沉沉的书院生活。当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从旧式塾馆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由于保守派的抱残守缺，师资、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受到限制，使这一蜕变的进展十分缓慢。一方面是通都大邑，已出现了以新的教育方式传授新的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而另一方面，在内地、在广大农村，教育领域依然是塾馆的一统天下，教书育人的事，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操纵在职业教书匠手里。那时，塾馆的教师，不是科举场上败落下来的秀才，就是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聊赖的书生。那么，正是在这些人毫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教育下，二陈兄弟就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步履蹒跚，一下子就踩进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封建酸腐味的知识领域，这些封建文化，对以后二陈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由于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幼年时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且无共同的语言与爱好。陈果夫上塾馆时，陈立夫尚一二岁，而当陈立夫读书时，陈果夫又远走湖南，弟弟只知遥远的湘江滨有个兄长，而哥哥也只是在家书中说些勉励弟弟努力学习的套语。因此，兄弟俩的感情只是血缘性的，他们各自在四书五经的封建文化堆里打滚，受着共同的旧式教育，对于二陈兄弟来说，塾馆生活，实在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1）
湖州虽是个州城，但毕竟是个小城镇，当陈果夫兄弟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便开始感觉到家乡的狭小、偏僻、闭塞与落后了，家乡日益不能满足他们求知的偌大欲望，也日益不能成为他们活动的人生大舞台了，他们必须到外面去闯世界。
陈果夫13岁那年，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回家，向他讲了很多外面的事情，讲到上海的新式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的知识；讲到革命运动，如收回利权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讲到外国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他第一次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
在二陈兄弟的眼中，二叔陈其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与众不同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