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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改进考试办法。陈立夫认为考试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也是检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方法，而以前考试有不少弊病，应该加以改进。
第五部分改革教育（2）
大学入学考试以前是各校单独命题，陈立夫认为这种考试办法增加了应考学生的困难，因为战争时期，交通困难，学生为参加各大学的考试，到处奔波，十分不易。而且，这种考试使各校录取新生的成绩相差悬殊。为了整齐学生的入学水准，解除学生应考奔波的困难，陈立夫决定，从1938年度起实行在后方19省市分区实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教育部成立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具体执行。在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及阅卷、录取等工作。
大学毕业考试以前只考最后一年所学课程，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定在毕业考试时，实行4年内学生所学3种主要课目的总考，他认为：“此种办法可使学生对以往4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总复习，而不致支离破碎，比欧美各国的办法均胜一筹。”对平时考试，陈立夫提出在学生中举行“学业竞赛”考试，由学生自由参加，成绩最优者及次优者均得奖励，并在学校公布。
通过改进考试办法，较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不仅为抗战和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优秀人才。
第四，实行贷金制度。当时处于战争，一些青年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这些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便设立贷金制度。即由学生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进行学习，将来出校后还款。但后来法币贬值，按初借数目偿还，等于不还，因此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索性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据当时的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8万人。陈立夫认为，这笔费用虽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好多年后，当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后，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陈立夫听后深感欣慰。
陈立夫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可谓用心良苦，颇费艰辛，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有异议，“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部分艰难进展（1）
在陈立夫的领导下，通过教育界广大人士的艰苦努力，在抗日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艰难困苦中蹒跚前进。
大学教育方面。原有大学内迁后很快复学，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战时对医、工等技艺人才的需要，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增设这些学校，需要各种器材设备和建立很多专门实验室，需要大量经费，陈立夫通过各方活动，往往能够筹得巨款，用于新校的创设。陈立夫还认识到发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因此首先要发展师范教育，他除在几所综合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外，还创立了男女师范学院各一所，又增设了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将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称西北师范学院。为了训练社会教育人才和音乐人才，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学院和国立音乐学院。为了改变高校内迁后一些地方高等教育的空缺，在江西省设立国立中正大学、在浙江省设立国立英士大学等。
这些举措，使大学教育能稳步发展。
中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只是决定政策方针，监督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办理，但在战时情况下，也有例外的措施。
第一，由于战争，当时很多中等学校教师、学生都举家流亡，到内地后，教师失业、学生失学。陈立夫认为，必须妥善安置，同时又不能让后方省份增加经费。
于是，由国家投资，在内地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师范学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师和学生。
第二，规定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办法》，颁令各省执行。这一办法要求各省根据其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达情形，分别划定三类中等学校（即中学、师范、职业学校）校区，分区设置各类学校，以免重复。其中学区则注意小学升学儿童之比例；职业学校区则注意配合地方经济之发展；师范学校区则注意区内小学师资之需要。这一办法的实行，保证了战时中等教育在区域和比例方面达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统一课程与教科书。教育部对中等学校的课程实行统一，1940年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1941年又公布了各科目的课程标准，要求各地执行。其所用教科书也由教育部统编，交由各书局印制，发放各学校使用。
以上措施，当时虽有人批评陈立夫“统制思想”，“与民争利”，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中等教育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教育方面。国民教育过去为地方政府所主办，抗战时期，陈立夫领导的教育部也积极推进。新县制实行后，要求每乡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而学校教育要求有儿童、妇女、成人三部分。为适应这一变化，教育部设立了国民教育司，主管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教育部还专门拟定了《国民教育法》，为立法院通过后，于1944年公布执行。为了很好推行国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分期实行，最后使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60％以上。后仅实施了两期，到1944年，实施国民教育的后方19个省市已设立国民学校25万多所，平均每三保有两所学校，离每保一校之规定，已不太远，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应该说，在战争年代，这一成绩是很可观的。
社会教育方面。陈立夫认为，社会教育虽是无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紧急关头，社会教育对人心士气的振奋，同仇敌忾心理的激发，是有相当大作用的。陈立夫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文物十分重视，在高校内迁的同时，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内迁。文物到内地后，陈立夫亲自勘定馆址，指挥安放，要求尽快复馆，对外开放，以资育人。除恢复、发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馆、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外，还在重庆创设了中央民族教育馆、国立礼乐馆、中央美术馆等；在兰州筹设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敦煌研究所等。这些机构逐步发展，后来都颇具规模，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
为鼓舞人心，宣传抗战，1938年，教育部还组织4个巡回戏剧教育队，到各地巡回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作用。陈立夫认为电影、播音是最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他入主教育部后，在社会教育司增设一科，专门管电化教育，1942年创设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并成立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分赴19个省市巡回示范，深受各地欢迎。
边疆教育方面。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陈立夫主持制定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1年，教育部制定的《边地青年教育实施纲领》由行政院颁布，确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实施边疆教育的范围。规定边疆教育由教育部主管，过去由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办的边疆学校，一律划归教育部主管。
第五部分艰难进展（2）
陈立夫深感责任重大，花了很大精力来促进边疆教育的发展。第一，派员考察边疆各地。除零星派员到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外，教育部还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西南边疆考察团，从1939至1940年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考察，了解情况，提出建议，最后由教育部形成措施，进行施行。第二，开展边疆学术研究。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在其他一些有条件的大学设立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1944年还设立了边政学院，对边疆历史、文化、社会等进行研究。第三，译印教材。由于边疆地区经济落后，没有条件自印教材，陈立夫指示教育部置办文印机件，用蒙、藏、回文译印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分发边疆各地应用，后来逐步将其他教材译印，同时编印蒙藏辞典及其他补充读物。这样，边疆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极力加强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想尽办法将CC力量渗透于学校中，以实现其党化教育的宗旨。
1939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大专学校组织要点》，共12条，确立了国民党领导的“以党治校”体制，规定学校领导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1939年起还在各校增设了训导处。“要点”规定国民党区党部“协助学校行政”，党部书记“得列席校务会议”；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训导处执行党部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委托事项。这就使学校置于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与严密控制之下。
为了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陈立夫主持制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青年训练大纲》、《训育大纲》等，规定学生要“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1939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确定以“礼、义、廉、耻”四个字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校训，并将训练国民党员的《党员十二守则》来要求学生，即要学生做到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和平、礼节、服从、勤俭、整洁、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