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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陈果夫千方百计想赶走孔祥熙，主掌农民银行，为的就是发展官僚资本，既要发展官僚资本，怎能一个不取，为农民谋福利呢？1．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地主盘剥农民。
农民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银行，中心任务应是农业贷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银行业务，其中农业贷款是农民银行一大特权，这是一笔巨额财政专项拨款，一般分为普通贷款和特别贷款，普通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种子、运输、副业等；特别贷款用于茶叶、蚕丝等，一般春荒时贷出，秋收后收回。陈果夫为了牢牢掌握这笔拨款，亲自拟定了“放款政策”方案，提出优先贷款的原则，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优先，对官僚资本企业优先，实际上大量资金均进入这些领域。对一般佃农，陈果夫也规定给以贷款，但“佃农自己备有资金1/3以上，欲为自耕农者，应由下级金融机关，依照上级专业金融机关之计划与指示、贷与款项、购买土地。”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佃农生活极端贫困，一无土地、二无生产资料、三无资金，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力过活，哪有1/3以上的资金呢？农贷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另外，按《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办法》规定：发放农贷必须“邀请当地民意机关及有关团体与地方公正士绅、协同办理，以迅事切，并示公开。”这样，农贷发放实际上掌握在当地地主豪绅手中，他们怎会把这种好处让给农民呢？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愿偿还没有见过面的借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仍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所以，陈果夫所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还以主持苏政时期的经验为由，将中国农民银行变成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农行的经济优势，要各地分支机构大建粮食仓库，然后由农行出面收购粮食，他们并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所谓粮食库来收购，农民将粮食交给农行后，便得到一张粮食库券，然后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去兑换粮食。这样，陈果夫仅一张废纸便囤积了大量粮食，仅以发放和兑换之间的差价，农行便大发其财了，更不用说粮食价格暴涨时，农行的收益更是难以估计。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果夫以此办法，将全国粮食掌握于自己手中。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部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也交给陈果夫，由农民银行独家办理。蒋介石将粮款交给农民银行，农行在收购中赚手续费，手续费为收购金额的3％。陈果夫从1946年开始一直办理此项业务，从中大获其利，并多次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表扬。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入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农民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托拉斯，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2．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
对于农贷与粮食收购中的大量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民银行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便转向信托活动。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投机。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投机的活动中可瞬息万利，陈果夫正是看准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中国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农业供销公司由农民银行直接投资建立，是农行投资的公司行号中投资最多的一个，公司高级职员均由农行派任，以100亿元作为本金，该公司主要收购农产品，然后从中渔利。
第六部分巧取豪夺（2）
在农产品中，一是棉花。农行一方面以低价强迫向棉农收买，另一方面以高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收购的资金还不必由农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拨给，即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获得大量利润。由于政府的支持，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1947年至1948年，农业供销公司经营的棉花因为陇海铁路不通，陕西的棉花运不出，他们就利用飞机运到上海，取得巨额利润。二是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都是工业品原料。陈果夫对此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三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缴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四个月周转期，盈利45亿多元。他们还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杉桐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本廉售昂，致获暴利。
除农业供销公司外，陈果夫还指示农行独资开设了中和盐业公司。中和盐业公司于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业务范围为购运海盐和精盐，行销湘、鄂、豫、桂、皖、赣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并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门市部，其独占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该公司资本额在登记时为法币2000万元。1947年增为1亿元，后又增至10亿元，“该公司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元、资本总额按年终账面数额10亿元，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其资本增殖率已属不低。但是账面上的数额还仅仅是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副牌’。‘副牌’是利用同一资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马和设备来经营各种盐业投机买卖的”。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1945年，参政员黄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国农民银行运盐、售油、囤糖、违反法令，有营私舞弊嫌疑，拟请政府彻查案”。认为“已触犯刑章，应即移交法院办理”。
3．勾结地主豪绅开设典当，进行高利贷剥削。
陈果夫当上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在1946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合作事业交给合作金库后，农行对农民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要做典当。”于是，陈果夫积极筹备开展典当业务，1947年3月14日，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典当座谈会，陈果夫在会上大肆宣传典当的好处，说：“典当之设立，原为打击高利贷之猖獗。以前经营典当者，多为公正士绅，故经营典当，多认为正当事业。”当有人提出典当有高利剥削之嫌时，陈果夫为其辩解说：“目前典当发生剥削现象，因为其资金来源不济其营业。”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见陈果夫执意要搞典当，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都附和他，大谈典当为民解难的作用，在陈果夫的控制下，这次典当座谈会最后作出决议：“农民银行自行选择示范典当，已设农仓或简易农仓之地，可由仓方兼办典当业务，各地典当可申请农行约为‘特约典当’，农行贷给款项，并派员督导。”“资金：公典基金应请地方政府筹4成，中央政府拨6成。私典营运资金：由中央、中农两行洽数，于中、农行透支办理。各地典当资金存在农民银行。”随后，中国农民银行便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举办典当，在农村，一般叫农民抵押贷款所，实际上是旧典当，典当100元要索取年利20到30元，甚至更高，实际盘剥程度甚于旧式典当，是一种更加残酷的高利贷。陈果夫通过此举，每年可以安稳地获取高额利润。
4．操纵进出口业务。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以前，农民银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当时仅有外汇资产而无负债。陈果夫主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特别是手中掌握了大量出口农产品，便被指定为经营外汇业务银行之一，于是，农民银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口大量农产品，例如蚕丝、烟叶、猪鬃、食盐等传统的出口物资一概经营。获取外汇，为了业务发展，农行除在上海外，“并在国内出口贸易重要据点各行处（包括香港在内），开办外汇业务”。先后有广东、香港、汕头、厦门、福建、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开办此项业务。
除抓出口换汇外，对进口物资陈果夫也毫不放松，陈果夫知道，孔祥熙、宋子文是靠此发财的。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每年要拨给中国一些物资，这批物资一直为宋子文专管。陈果夫看到这里边大有甜头，也想插上一手，想设法搞到一部分物资分配权，但宋子文到手的财富岂肯让陈果夫染指，便寸利不让。
陈果夫通过CC特务搞到宋子文假公济私的一些材料，对宋子文进行威胁，宋子文还不让步，陈果夫便逐步抛材料，造舆论，大有全部抖出之势，宋子文无奈，只得让出一部分物资分配权给农民银行，将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的一批化肥交农民银行分配，化肥总数为88771吨，这一大笔物资的分配，使农行从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