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高教授又花了几百元租了一辆车，从郑州驱车来到上蔡，给文楼村带去了３００多元的药物，并为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义诊。
文楼的惨状的确让人触目惊心，这一切高教授都收入眼底：一个３岁的艾滋病小患者，也是一个艾滋病孤儿；一对小姐妹父母双亡，随婶母生活，不久叔父和婶母也查出了艾滋病，艾滋病已经夺去了她们父母的生命，现在又向她们的叔父、婶母扑来，小姐妹不知命运之舟在哪里泊岸？
义诊结束后，高耀洁噙着热泪对陪同人员说：“这里的百姓太可怜了，这次义诊，真叫我痛心终身！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不能再让艾滋病恶魔侵扰和残害他们了。”
２０００年中秋节，高耀洁再次租车来到文楼，为文楼的艾滋病患者带去３２０００多份防艾宣传资料，还给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送去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月饼、饮料和服装等物，高教授说这是她送给文楼艾滋病患者的中秋礼物。
发放完宣传品和慰问品之后，高耀洁教授又进行了义诊。
在义诊中，一位年纪不到２０岁的男子饱含伤悲地对高耀洁教授说：“我爱人在县防疫站作了检查，医生说得了艾滋病，你看看我们刚生的一对双胞胎有病没有。”
高耀洁认真检查之后，脸色由晴转阴，显得十分沉重。
从病人家出来，高教授禁不住老泪纵横：“太可怜了！太惨了！好端端一对双胞胎却得了艾滋病，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痛。”
高耀洁教授记下了那名男子的家庭地址，对他说：“这个月工资此次来文楼已经花光了，下个月一发工资，我不吃不喝也要给你寄一点钱来。”
回来不久，高教授便给文楼那个不幸的家庭寄去了数百元钱。
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被外人视为艾滋病村的上蔡文楼，高教授勇闯禁区，踏着死神的脊梁先后去了五次。她不仅给那里的患者送去了药品，送去了食品衣物，不仅给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多次义诊，还把她在文楼得到的艾滋病疫情状况进行整理，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反映，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扑灭文楼蔓延的艾滋病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耀洁教授的民间“防艾”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广泛欢迎，而她自己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女儿因受高教授频频出头的牵连，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远走海外去了加拿大；大女儿现在重病在身，高教授却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只能把她托付给女儿她姨；目前，她老伴也有病在身，自己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既照顾好家人，又继续她的民间“防艾”工作。
当有记者问高教授付出与收获是否成正比时，高教授动情地说：“我至今已为防艾花去了十几万元钱，我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如果说有收获，我收获的是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是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变成钱，送给灾区，也救不了那么多艾滋病患者。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唤醒全社会都来关注艾滋病，关心艾滋病人！”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心声和愿望。
这也是一个防艾斗士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矢志不移的决心。
面对老人善良而细微的呼声，我们能不能携起手来，去圆老人一个梦呢？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艾滋病人住进了教授家（1）
如果说艾滋病有关事宜也能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话，桂希恩教授完全可以荣誉入选。
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学教授；
三年之内，他１１次自费前往艾滋病疫情重灾区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了解灾情，送医送药；
他第一个将自己收集整理的有关文楼疫情严重的报告递交给上级有关部门，文楼“艾滋病村”羞羞答答的面纱从此褪去；
仅在文楼一处，他就为上百名艾滋病人作过血检，进行义诊……
１９９７年，他的学生、一位河南医生写信告诉他，说河南上蔡有一个村子过去是个有名的“卖血村”，不少青壮年得了“怪病”后不治而亡，可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希望老师能去那里看一看。
谁知这一看，桂教授便“看”出了“怪病”原来就是艾滋病。
当文楼的“怪病”是艾滋病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甚至对文楼的恐惧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
桂希恩教授记得有一次在上蔡县城乘车去文楼，司机似乎没听清楚桂教授要去的地方：“去哪里？”
“文楼。”桂教授平静地又说了一遍。
司机脸色突变，惊魂不定地忙说：“去不得去不得！那里有艾滋病！”
桂教授反复向司机解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并一再强调到文楼兜一圈即使看见了艾滋病人甚至接触了艾滋病人也绝对不会传染上艾滋病，那位司机仍然一个劲地摆手不愿意去。
没有办法，桂教授只好提出加付一倍的车费，这时司机口风才有了松动：“你若真的要去，我把你送到村口行吗？”
“行！行！”桂教授只好答应下来，不行又咋办？
车刚到村口，司机立即催桂教授下车。
桂教授脚一落地，司机便轰响马达，掉头便逃。
到了文楼，桂希恩教授的心情极其沉重，一是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以致引起极度的恐慌，二是文楼严重的疫情惨不忍睹，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任何回避甚至逃避都是失职甚至犯罪。
在文楼，一位中年女性艾滋病患者对他说：“前几年，为了孩子上学，我和孩子他爹都去卖血。‘血头’不给我们体检，他们把抽出的血用分离机分离掉血浆后，再把剩下的东西兑生理盐水输回我们体内。谁知这几年，我和他爹常闹拉肚子、发烧，精神越来越差，我们怕是没救了……”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看到了村里两位年龄最小的艾滋病患者，这是一对出生九个月的双胞胎姐妹。孩子的母亲发现自己因卖血感染上艾滋病时，她的双胞胎孩子已经出生三个月了。后来经过检测，这对姐妹也被传染上艾滋病，母亲知道结果后痛不欲生：“大人没活头也就算了，可说什么也得救救这双娃儿呀！”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得知一个女性艾滋病患者有了身孕，于是他赶到这名妇女的家中直言相劝：“你现在自身难保，还生小孩干什么？就算你的艾滋病没有传染给孩子，将来你死了，小孩谁来抚养？”这位艾滋病患者在桂教授的好心劝告下，终止了妊娠。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受到了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对待。
桂教授自费赴文楼为１００多名患者作血检，并给患者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还走上门去送医送药，文楼村的百姓称桂希恩教授是“白求恩”，欢迎他常去文楼。因为桂教授每去一次文楼，都会为艾滋病患者带去新的希望和抚慰。
也有人对桂希恩教授的义举不赞成，说什么“查出了艾滋病，又无法治疗，反而会成为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当地政府中的个别人便公开告诫他，“以后没有当地政府的允许不许再来”
对上述不欢迎的理由和做法，桂希恩教授没有更多的在乎，他执着地认为，调查是十分必要的，控制疾病的原则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查出艾滋病，不一定有治疗办法，但可以进行防病教育，避免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如果听之任之，甚至隐瞒疫情，只会造成疾病在无知和麻木中进一步蔓延。
桂希恩教授是传染病的专家，对于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的调查研究，桂教授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我不去文楼又去哪儿？我不研究艾滋病又去研究啥？艾滋病在我国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进行控制和预防，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履行自己的天职，桂希恩教授经过多次调查走访，确定了五位艾滋病患者为自己的重点观察、医疗和研究对象，桂教授决心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尽可能的医疗手段为他们尽量减轻或解除痛苦。
这五位患者幸运儿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是：
程金，１９８８年为了用４００毫升鲜血换来４０元钱，程金加入了卖血的行列。程金是文楼村第一个被发现患有艾滋病的人，全家六口人有三口人感染上此一绝症。妻子没有卖过血，因此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儿子也没有艾滋病，但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程金最担心的是假如有一天自己走了，剩下的孤儿寡母又该怎么办？
程雪梅，４６岁，她和丈夫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丈夫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病死。谈到艾滋病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苦命的女人已无泪可流了。她露出左臂上那被针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凄楚黯然地说，自己打从嫁到丈夫家就开始卖血，“比起丈夫来，我的‘资历’浅得多，丈夫从１７岁开始卖血，卖出的血可以用桶装”
夫妻双双染上绝症，这是人世间最为痛心的事，但是对于程雪梅来说，最让她刻骨铭心的痛却是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不理解。
程雪梅自查出艾滋病后，娘家的人就再也没有来看过她，甚至就连她那８０多岁的老母亲也与她断了往来。原来只查出丈夫害了病，自己还可以卖粮食、卖菜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后来查出自己也得了艾滋病时，粮食卖不出去了，蔬菜也没人敢要了，孩子的学费，一家人的生活便成最现实的问题。
桂希恩教授确定的五名重点医疗对象中，有三人是来自一个家庭：丈夫马强，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