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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桂希恩教授专门抽出时间来，陪着五名艾滋病人游览了东湖，了却了一桩心愿。
５月１３日上午９时４０分，武汉市汉口火车站人头攒动，桂希恩教授亲自把他邀请来的几名“客人”送上列车。
临分手时，几名艾滋病患者不约而同地泪如雨下。
就在临上车之前，前来送行的武汉新闻媒体还对几名艾滋病人作了专访，一名艾滋病人噙着热泪对记者说：“桂教授是个大好人，我们村里的人都把他叫做白求恩。”
另一位艾滋病人更是万分感动地对记者说，他们从河南到武汉来去的路费、生活费和医疗费都是桂希恩教授支付的，临行前，每个家庭还得到了桂教授资助的４００元钱！
桂希恩——白求恩，这就是人民对桂希恩教授的最高奖赏。
“五月事件”终于结束，但它引发的余震却并没有完结。
五名艾滋病患者离开中南医院离开武汉已经有些日子了，一位住户还生气地对记者说，桂教授这种做法太武断太突然了，医院有传染病房，他本身就是传染病专家，不可能没意识到将艾滋病人引进居民区，会给住户带来的精神压力。真要研究和医治，也应该对他人负责，让患者住进病房里去。
还有人打电话询问：“艾滋病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为什么不把病人关起来呢？”
当桂希恩教授将艾滋病人带回家的消息在全国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在武汉，在华中乃至全国各地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也有人对消息的准确性产生怀疑，甚至有人对桂希恩教授的动机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猜测。
对此种猜测，桂希恩教授表明自己绝非“炒作”或者“做秀”，他心怀坦荡地告诉人们：“艾滋病人需要生活的勇气，我以理论和实践向你们保证，生活类的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我与他们共餐，勾肩，共用电话、桌椅和卫生间，绝不会传染上艾滋病！”
原来桂教授在以身示范。
何等仁慈的心怀！何等坦荡的胸襟！何等崇高的精神！
“五月事件”发生之后，中南医院因为有桂希恩教授这样一批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斗士，被上级主管部门指定为湖北省艾滋病治疗技术指导中心。
作为中心负责人，桂希恩教授不仅要直接与艾滋病人打交道，还要主持自己的研究工作。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艾滋病家庭内传染的研究。”桂希恩教授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在接触到的６０对夫妻病例中，发现只有６对双方感染。
这一现象使桂希恩教授颇感兴奋：“这说明性行为传染艾滋病，但也说明单配偶婚内性行为的传染率相当低。那些病人感染艾滋病都已有四五年的时间，夫妻吃一锅饭，睡一张床，甚至被同一只蚊子叮咬，但科学证明这些接触并不危险，更不用说一般的生活、工作接触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这些知识，因为它们是有科学依据的。”
在桂希恩以身示范行动的鼓舞下，社会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五月事件”中的五名艾滋病患者，武汉市民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共收到各界人士的捐款２万多元。这笔钱在桂希恩教授的提议下，３个家庭每家获得２０００多元现金，余款平均分给村里另外５０户艾滋病家庭。
所有捐款中，有一笔款让桂教授感触颇深。那是一笔１３３．２元的零碎钱，它是武汉一所小学一个班里的全体同学捐的，几乎全是大大小小的硬币，毫无疑问这是孩子们的零花钱。
桂希恩教授看到了这一包数目并不大但却异常沉重的捐款，似乎看到了希望：“这不是一分分钱，而是孩子们一颗颗心啊！”
从这包钱上，我们看到了早晨的阳光，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看到了防治艾滋病的长城在崭新的一代人心中延伸！
第十九章 神圣的反击战挑战已经开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第一个春天里，约翰·肯尼迪向全世界发表演说，宣布人类开始了征服月球的挑战。事情仅仅隔了９年，阿波罗１１号就载着尼尔·阿姆斯特朗、迈可尔·柯林斯中校、埃德温·奥尔德林上校于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６日发射升空。５天之后的７月２１日，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３点５６分，阿姆斯特朗从鹰号登月车上走下来，登上了月球：“我当时真正地感觉到，从视觉上感觉到，月球确实是一个球体，而不是一个圆盘。看上去几乎让人感到，月球正在向我们展示它的圆满，展示它与地球相似的形状以示欢迎呢！我当时确信，她会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主人。它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待着第一批客人……”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８日，另一位美国总统——擅吹萨克斯的克林顿先生同他的前辈总统一样，在巴尔的摩大学发表演说，向艾滋病发起挑战。克林顿反复强调，这是与当年征服月球的挑战一样对人类具有深远意义的挑战！
这次挑战的具体目标是：１０年内在美国制造出抗艾滋病的疫苗。
自１９８１年６月５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次用４６行文字向全世界宣告最早发现艾滋病这种新的传染疾病以来，人类已经与艾滋恶魔抗争了２０多年了。２０多年里，有成功，有喜悦，但是更多的却是无休止的烦恼和接踵而至的失败。
在征服艾滋病恶魔的漫漫征途中，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极为稀罕极为珍贵的成功与喜悦——
１９８３年：艾滋病病毒分离成功。
艾滋病病毒分离成功是在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两年后完成的。１９８６年，国际微生物学会及病毒分类学会将这一病毒统一命名为——ＨＩＶ。
１９８４年：早期ＨＩＶ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重大突破之一就是发现ＨＩＶ首先要与人体细胞表面受体ＣＤ４分子相互作用，ＨＩＶ的核酸（ＲＮＡ）才能穿过人体细胞膜进入细胞。后又发现其他一些帮助ＨＩＶ进入人体细胞的辅助受体。这些基础研究和突破阐明了ＨＩＶ的致病机制和流行规律，为今后研究免疫重建和阻断手段包括治疗药物和治疗性药物的研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１９８５年：第一个艾滋病诊断试剂药盒问世。
我们知道，ＨＩＶ抗体一般在感染后４周逐渐出现，可延至终身，是人类感染的重要指标。最早用于检测ＨＩＶ抗体的方法是间接免疫荧光法（Ｉ－ＦＡ）、酶联免疫吸附实验（ＥＬＩＳＡ）和免疫印迹法（ＷＢ）。这种新型试剂盒的诞生使确定一个人是否感染上ＨＩＶ有了依据，尤其在控制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对献血人员献血前进行筛选，可以保证用血安全。现在，试剂盒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已大为改进。ＥＬＩＳＡ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其敏感度几乎１００％，特异度也在９９．７％以上。在方法学上，不但检测血液，也可以检测唾液和尿液，有常规的方法也有快速的方法，可以一滴血一分钟即出现反应。
１９８６年：第一种艾滋病药物问世。
在认识到逆转录病毒是导致艾滋病的病因以后，研究人员立即着手对终止病毒的复制周期进行研究。在体外研究证明了第一个药物ＡＺＴ具有抑制逆转录酶作用之后，立即进行临床评价，并证明它能有效地阻止发病。虽然后来发现单独长期使用会导致严重的副反应，也不能延长ＨＩＶ感染者生存时间和延缓发病时间，容易发生耐药情况，但它为后来大规模研制和评估各种抗病毒药物打开了治疗大门。
１９８８年：确定世界艾滋病日。
短短６年半时间，艾滋病已蔓延到１２３个国家和地区，从５例病例发展到６万病例。为了减缓艾滋病流行的速度，推动全球与艾滋病作斗争，１９８８年１月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在伦敦召开了由各国卫生部长参加的世界卫生大会。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确定一个全世界共同行动的日子，以形成全球范围内控制艾滋病的声势，并决定将每一年的１２月１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并相约在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宣传活动，而每一年的活动都有一个主题，１９８８年的主题是：全球共讨，征服有期！
１９８９年：开始研究艾滋病疫苗。
随着单个抗病毒药的深入研究——早期多数研究是以猴免疫缺陷病毒（ＳＩＶ）在灵长类动物中进行——十余年来先后对灭活的全病毒疫苗、活载体疫苗和ＤＮＡ疫苗进行研究。其中ＧＰ１２０蛋白类疫苗在泰国正在进行人体第三期临床试验。迄今，有关研究疫苗的动物模型的评估的方法相继确立，但由于ＨＩＶ变异性很大，技术难度比以往任何一种疫苗要高，因此，要真正成为人类常规疫苗还需要一段时间。
同年，在我国云南边境瑞丽地区成批吸毒者中检查出ＨＩＶ感染者，共报告１４６例，这标志着我国原以国外传入为主的局面已经改变。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成立。
这一年，全世界都发现，艾滋病流行已经不仅仅是卫生和健康问题，它已经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卫生部门的权限，而必须全社会的参与，才能够挑战艾滋病。于是联合国下属的６个国际组织，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发起组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这是联合国针对一种疾病以全新合作方式建立的组织。在中国也设立了ＵＮＡＩＤＳ的办事处。
１９９８年：人类在与艾滋病作殊死搏斗中应该记住这一年。
北美和西欧、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艾滋病流行势头得到控制，并总结出６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