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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柴成全对自己在维多利亚湖畔一夜风流有着无穷无尽的悔恨，但他还是不愿相信正是自己惟一的一次“风流”给自己染上病的。正如妻子说过的那样，他回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久别胜新婚，跟妻子“风流”且“疯狂”了多少个夜晚？怎么妻子就没染上呢？在柴成全脑子里，要么不是那事儿染上病的，要么妻子已经染上了那病，二者必居其一。
“满芸，咱这病怕没法治了，我们还是回家里呆着吧！留几个钱给孩子读书也好！”
“不行不行！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花些钱咱今后拼死拼活能挣得回来，大不了把房子卖了，我再去借些钱呗！”
“反正用的就是那么些药，咱带回去吃不就得了，在这地方呆着心烦，还不如回家住心情愉快些。再说孩子也有个照看，省得你两头跑，又花许多冤枉钱！”
满芸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拗不过柴成全的，也只好作些让步：“那你回去后，不要再干重活好吗？”
柴成全苦笑了一下：“你看我这骨瘦如柴的模样儿，还能干得了重活吗？”
“好吧，咱们回去时多带点药也行！我明天就去办出院手续？”
柴成全摇了摇头：“不，明天你再找医生做一次血检！”
“都检查过两次了，两次都没有，还检查什么呀？”
“对，这是第三次。如果三次血检你都没有染上这东西，我也就放心了。”
在丈夫的催促下满芸第三次做了血检，血检结果呈阴性，没有染上ＨＩＶ。
住院许多天来，柴成全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回到家中之后，柴成全的病情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
满芸看见丈夫瘦削的脸上又开始有了红晕，她几乎看到了希望：“成全，一定要按时吃药哪！吃完了我再进城里一趟，能早一天治好就是咱家的福啊！”
望着妻子脸上天真的笑容，柴成全心中比刀绞还难受，因为他最明白自己的病情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但他不愿意刺伤妻子的心。不过对柴成全来说，最不愿意刺伤妻子的心的一件事就是承认自己的一夜风流而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早已决定，把那桩刻骨铭心的丑事与自己肮脏的身体一起带进坟墓。
一次，满芸从医院取药回家，突然问柴成全：“成全，你在国外同其他女人接触过没有？”
柴成全非常警惕：“你这是什么意思？咱施工队连烧火做饭的伙夫和打针的卫生员都是男的呀！”
“我说是外国女人。”
“咱一个小工人，外国女人还能瞧得上咱？满芸，我说你别开玩笑了好吧！”柴成全极力回避。
“可医生说这种病主要靠性和血液传播，你既没输过血又没干过那事儿，怎么会沾上这病的？”
“如果是性传播，我不早就传染给你了吗？”柴成全感到妻子对这事儿有一些疑虑，又说：“没准是哪一次吃药打针给染上的。哎！反正就是这样子了，还追根问底干吗？有些事儿，你就是追问到阎王爷那儿，也问不清楚呀！”
这话算是说对了，柴成全临死之前都没有把事实真相跟满芸说明白。
柴成全生命的旅程终于到站了。那天一早，柴成全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精神特别好，让妻子把他用过的东西全部集中起来，甚至包括他坐过的小凳用过的饭碗：“满芸，我得走了，这些东西全部烧掉，埋掉，不要心疼一点儿钱了，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我走了后，你一定再嫁，找一个比我更实在的人最好，不过你还得跟他再作一次血检，让人家放心，我在九泉之下也好放心！”
满芸满眼泪花点了点头，在丈夫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看见了丈夫枯槁的眼眶边溢出了一滴硕大的泪珠。是怨恨自己？满芸不愿多想，也不愿去探个明白。
第五章 原罪感情从Ａ到Ｚ
黄丹丹出身于一个艺术氛围很浓烈的家庭，父亲是国内一位较有影响的建筑设计师，偏重于艺术建筑设计，母亲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幼教工作者，唱、跳、绘画，样样在行。姐姐学音乐，后来留校任教，黄丹丹酷爱绘画艺术，特别崇尚行为艺术与装置艺术。艺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了“北漂”的一员，来到了北京北郊圆明园福缘门，整天和一群长胡子长头发的艺术疯子们混杂一起，叫卖着自己的青春与艺术。
有人说这地方是艺术家的天堂，也有人说这地方是乞丐们的地狱，说天堂者认为这一带居住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超天才艺术家，与美国文化批评家考利写的那本风靡一时的《流放者的归来》中描写的格林威治村是全美国、全世界的艺术疯子朝圣之地一样，圆明园艺术村也是全中国艺术疯子们的朝圣之地。说它是地狱者则认为这里清一色的郊区农民简陋平房，铅灰一样沉重的天空，铅灰一样沉重的脸色，铅灰一样沉重的叹息，夏无凉风冬无暖气，有的是牛皮哄哄的酸气和臭气，实在与地狱相差无几。
黄丹丹初来这里时，也曾有过不太习惯的感受。但是这里房价低廉，吃穿随便，加之有一种刺激神经的特殊氛围，没住多久他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春节快到了，姐姐打电话要他回家团聚，说父母特想念他，而且还寄来一些钱充作旅费。
亲情也曾在黄丹丹的血管里燃烧了好一阵子，他也想回老家一趟，但最终他还是被一位朋友的脉脉温情拖住，没有回家。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达利（不知是不是“大力”的误称，黄丹丹没有告诉采访者），他是一位胡茬满脸、酒气满脸的诗人，似乎只有一脸的肮脏一脸的傲气，才能证明他是嚎叫派大师金斯伯格的徒子徒孙，但惟一能使不可一世的牛Ｂ诗人俯首帖耳的人就是黄丹丹了。
他们是艺术上的同行，他们是生活中的兄弟，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在众多场合显得有些出格。“出格”这个词儿在福缘门一带本就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们可以当着众人的面相扶相搀，相亲相拥，甚至那眼神儿相对相视时也那样发热发烫，似乎显得有些另类了。不过有一点儿例外，那就是倘若他俩去琉璃厂，去潘家园，那情形会发生变化，诗人也就真像哥哥，画家也就真是弟弟了。
春天到了，西山的晴雪开始融化，圆明园的衰草开始泛绿，生命的力量开始在江河、叶脉、血管中流动和喷涌。达利和丹丹走出了他们蜷居了一冬的灰色小屋，他们在寻找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既陌生又熟悉，他们要在这块地方生产他俩孕育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儿子。
这地方终于找到了。有山，有水，有草，有树。黄丹丹说这是一块美丽的孕床。
于是他俩带来了整整一万只避孕套，他俩坐在山下树林中的草地上，把一万只避孕套一只只吹胀，然后系起来，然后再在每一只吹胀的避孕套上写上一个字或一个词或一个词组，然后再把一大堆写着字、词、词组的避孕套随心所欲地组合排列起来，结构成一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诗，诗的题目叫——《感情：从Ａ到Ｚ》。
几天几夜，他俩都是在这地方度过的，为了催生他俩生命的杰作，他们卧听风雨，坐看流霞，“兄弟”感情也有了质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俩已从弟兄情衍变成依依不舍的人生伴侣。
那时候在中国，“同性恋”这个词既不耳熟更不普及。黄丹丹和达利均以前卫自我标榜，似乎在同性恋这一特定人群中也常以先锋自居，从初尝新奇到不能自拔，完成了人性自恋情结从Ａ到Ｚ的演变。
他们的行为艺术作品《感情：从Ａ到Ｚ》的诞生，在圈子里产生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那以后，来圆明园找他们的人也多了起来，有诗人、画家、记者，也有一些同性恋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一群笔名为山匪、村夫、寡妇、马贼、乳无房、性无错的青年先锋诗人声嘶力竭的喊叫震得人头脑发涨、心尖发疼，当黄丹丹和达利携手上台朗诵《感情：从Ａ到Ｚ》时，掌声一遍又一遍响起。有人当时就站起来大喊：“女人去他妈的蛋！什么叫爱？什么是爱？从Ａ到Ｚ万岁！”
黄丹丹清楚地记得当时嚎叫、尖哨、全场雷动的情景，他更记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达利的情景。达利滔滔不绝地说着、喊着、叫着，他的激昂超越了情绪感染着老外，老外不停地竖起拇指：“ＶＥＲＹＧＯＯＤ！”
夜里，与黄丹丹拥在一个被窝里的达利告诉黄丹丹，白天采访他的那个美国人叫理查德·赫德菲德，是美国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研究部的访问学者，曾是同性恋刊物《同志周刊》的主笔。末了，达利还诡秘地朝黄丹丹眨了眨眼说，理查德·赫德菲德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来中国的目的是想编一本同性恋诗选《我们和我们的身体》。
从达利的话里，黄丹丹似乎觉察到什么，一股难以言明的酸味儿冲上心来。
事隔不久，春天还没有结束的一个夜里，黄丹丹独守空房，等了达利整整一晚上，一直到凌晨都不见他回来。黄丹丹着急了，他当然清楚他是诗人，也是酒鬼，更是疯子。于是他到处找他，也没有结果。
本来，在圆明园艺术村这个艺术客栈里，潮起潮落，人来人往，失踪个把人绝不是值得声张的什么大事，可是对痴心已附魔体的黄丹丹来说那可真是要了命，没有了达利，黄丹丹怎么活得下去
黄丹丹自达利不见了以后便日不能餐，夜不能寐，开始几天还四处转悠着寻来找去，没有多久便不再四处寻找了，静静地坐下来，痴望着那一大堆避孕套发愣。
他诞生了它，他又因他的离去而决定毁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