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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精神洞穴的烛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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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我能跨过这条界线,还是不能够?我敢伸出手去拿,还是不敢?

  我是胆小的畜生,还是有权利……”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厌其烦地表现着主人公内心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非秩序的、非理性的。主人公内心多层次的欲念,在这里逼真地涌动出来。作者毫不回避人内心最隐避的东西,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最能体现人的某些本质的东西。理性世界里,搀杂了太多的虚假,混合着被世俗化的东西。而内心的深处,才是人精神的内核之一,抓住了它,就抓住了人的世界的重要内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多角度、多声部、多意念的方式,反映了俄国社会灰暗的生活,反映了人被扭曲、被践踏、被侮辱的苦难历程。无论在哲学的层面,还是在文学的层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他仿佛奏起了一支不和谐的、怪诞的小夜曲,把人们从理念社会,引进到一个幻觉的、光线黯淡的王国。在这里,他不仅在煎熬着自己的灵魂,而且也把千百人的心灵,放在烈焰中烤灼着。一切伪饰都逃不过作者的双眼,他把人间的丑陋,赤裸裸地置于精神的火炉旁。这个天才的、残酷的小说高手,第一次把人类审视自我的视线,拉得这么近,使一切在瞒与骗中活惯了的人,感到了难堪,感到了羞愧,感到了自我的原本的形态。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他的人格与自我意识,没有极端化的东西。但托尔斯泰的视野也是异常开阔的,他对社会和人的体味,有着常人少有的特点。面对芸芸众生,他一直具有一种使命感,他既看到了人生的实质性的东西,又不断把一种参预精神,移入作品中。写作对他意味着一种说教,一种启迪,一种献身精神。仔细读《幼年·少年·青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琉森》、《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就会感到,他不仅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洞察力,更主要的是,对人与社会的复杂的关系,体味颇深。托尔斯泰从不抽象地去塑造人物,他总是把人置于广阔的背景中,在剧烈的冲突间,透视人的内心。长篇小说《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情感。他在作品中,一方面批判了俄国社会腐化堕落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也充满激情地宣传了自己不以暴力抗恶、用心灵的净化来达到精神涅蛷的主张。《复活》中对俄国的一切政权机关,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统治者,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丝毫的幸福。人们在欲望的支使下,堕落着、受害着,人的健全的思想,美好的愿望,统统被邪恶玷污了。《复活》讲了一个悲剧的故事,女主人公卡丘霞·玛丝洛娃,被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所占有,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玛丝洛娃后,玛丝洛娃开始经历了历惨的人生,她因怀孕而被主人赶走,后来沦为妓女。她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了折磨,并被有钱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入牢房。在审判玛丝洛娃的时候,恰巧聂赫留朵夫亦在现场。他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自己,竟然给这位妇女带来了如此的灾难。他开始忏悔起来,他的良心受到了长久的、痛苦的谴责。聂赫留朵夫决心与玛丝洛娃结婚,但受到拒绝。聂赫留朵夫后来随女主人公一同来到西伯利亚,在流放地里,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托尔斯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搜寻到世俗人自我新生的途径,即通过心灵的角斗自省,与丑恶和习惯势力决裂。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复活》中对聂赫留朵夫的内省心理,剖示得极为精采:

  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扫除过了;因此他良心的要求和

  他所过的生活中间的不调和,比以前各次都要厉害。他看见这回的裂口竟有这么大,不由

  得吓呆了。裂口既有这么大,积污又有那么多,他绝望,觉得打扫不干净了。“你不是早

  就试验过要纠正自己,叫自己变得好一点,结果却一场空吗?”内心的诱惑声音轻轻说道。“再试一回,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大家都是一样,生活原就是

  这么回事嘛,”那声音轻轻说着。可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只有他才是真实的,只有他

  才有力量,只有他才是永恒的)已经在聂赫留朵夫的心里觉醒了,他不能不相信他。他希

  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中间尽管有很大的距离,可是在刚刚

  醒来的精神的人看来,却没有一样事情是办不到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也要打破这个束缚着我的虚伪;我要对人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坚决地大声说。“我要对米西说老实话,告诉她说我是个浪子,不配跟她

  结婚,我平白无故的搅得她不安。我要对玛丽亚·华西列芙娜,贵族领袖的妻子,说……

  唉,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坏蛋,我欺骗了他。我要把遗产处理

  得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理由,而且承认我的理由纯正。我要对卡丘霞说:我是坏蛋,我对她犯了罪,我要尽我的力量减轻她的厄运。对了,我要去见她,求她宽恕我。……“对了,我要照小孩子那样求她饶恕我。”……他停住——“如果必要的话,我就

  跟她结婚。”他又停住,照他小时候那样在胸前合抱着两只手,抬起眼睛,对一个人说:“主啊,帮助我,开导我,到我心中来,清除我胸中的一切污垢!”

  这是最典型的托尔斯泰式的精神,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过于坦露阴郁的东西。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理念的参预。面对人类的不幸,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可他同时也像一个上帝使者一样,真诚而悲哀地向人间发出叹息之声,并把走向自救的路标,高高地举在头上。不幸的人呐,忏悔吧,勇敢地内省吧,只有皈依于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方可能超越苦难!托尔斯泰的这种咏叹是震聋发聩的,他把人类的良知,人类的信念,最动人地外化在小说之中。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由于他的存在,而变得光彩照人了。

  8

  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文坛上,契诃夫是又一颗灿烂的明星。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生于塔干罗格城一个小商人家庭。1879年他到莫斯科大学医学院求学,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在医院生活中,他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对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1880年,他首次在《蜻蜓》杂志上发表小说作品。1884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出版,随后,又出版了《五颜六色的故事》、《天真的话》、《短篇小说集》等。1887年后,他发表了小说《草原》、《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未婚妻》、《套中人》和剧本《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应。契诃夫是一位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继承了俄国许多优秀文人的思想传统,而且也在艺术形式上,开拓了新的领域。契诃夫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奏完了一部壮丽的乐章。

  早期契诃夫的作品幽默滑稽,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幼稚的痕迹,但他对世俗的和丑陋的社会现象,鞭挞得很厉害。著名的短篇小说 《变色龙》,诙谐而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巡官的形象。在主子的面前,他是十足的奴才;而在奴才们面前,他又摆出主子的架式。这种看风使舵、阿谀奉承的油滑、卑贱的人生,在契诃夫看来,正是俄国社会阶级压迫的写照。契诃夫在众多的作品里,挖苦了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小说《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等,对人的心理的维妙维肖的把握,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性。而在《苦恼》、《万卡》等作品中,他又以十分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下层人的苦难。《苦恼》描绘了一个马车夫的不幸故事,他的孩子死了,可他来不及去照料家事,仍在雪天里劳作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马儿,他几乎找不到一个倾诉自己情感的对象。这篇小说以凄惨的调子,展示了下层百姓的苦难,其感人程度,是很深的。小说《万卡》,故事也十分简单,作者通过做童工的九岁的万卡,在作坊休息间给祖父写信的故事,真切地表现了俄国少年的不幸。《万卡》的情调是沉闷的,一方面的残酷的黑暗,一方面是天真可爱的少年的心,这两个对照的世界,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幼小的孩子都承受着摧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么?契诃夫写得不露声色,但其中却释放出情感的冲击波。《万卡》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可以称是短篇小说的杰作,它的现实意义,绝不亚于那些黄钟大吕式的作品。

  契诃夫像托尔斯泰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在作品中的说教倾向,他把自己的倾向,统统掩埋在作品的细节里。小说《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等,十分典型地表现了他精湛的现实主义手法。他从人物的特点。从故事的情节中,形象地写出社会的风貌,和人的心理状态。他不是以理性的独白取胜,而是以细节的真实取胜,许多作品达到了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

  《第六病室》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表现方面,在契诃夫那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契诃夫把俄国社会看成一个精神的囚牢。正常的、有理性的人,竟被当成“疯子”关进病室之中,这个病态的、毫无人性的国度,把人的健全的情感,残酷地摧毁了。契诃夫用形象可感的细节,描绘了格罗莫夫和拉京的精神个性,这两个相反的艺术形象,都是苦难社会的受害者。社会给予他们的,最后都是些灰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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