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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现代西方人已经从某个方面看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弱点。在许多人看来，所谓像镜子一样地反映、摹写生活，并不能真正达到托尔斯泰等人认可的那种真实。他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是一种经验主义者，而对体验生活的生命过程，缺乏应有的注意力。现代作家十分怀疑托尔斯泰那种对现实审视的自信性。因为，所有的现实，都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而语言自身，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现实在作品中所呈现的图式，是被意识结构所支配的。因为，十九世纪的作家所认识的那种现实，是常态下正常人的感知过程的产物。人们对现象界发生了怀疑但却没有对反映现象界的认识主体产生疑虑。这正是二世纪许多先锋派作家所不满的。
应当说，存在主义哲学与维持根斯坦的语言理论，在根本上动摇了现实主义理论根据。海德格尔公开指出：意识不是主体对客观的认识，相反，而是主体对主体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顿悟。维特根斯坦则看到了生活形式与语言形式的特殊的联系。语言本身代替不了现实。这些新的见解，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是大相径庭的。这也可以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进步。但这并不是说，巴尔扎克以来的传统已丧失其价值了。十九世纪的文学，仍有经典的意义，它正像牛顿力学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起点。有了巴尔扎克的起点，才会有后来现代主义文学的成长。不看到这一点，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在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那里，是受到过巨大的启示的，在陀思妥夫斯基与萨特之间，我们可以找到某些相近的逻辑上的联系。
的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太注重认识的功能了。它在对传统认知结构的认可的前提下，真实地把握世界。它还停
留在对感知图式的批判上，没有进入到对人类认知先验形式的批判之中。二十世纪的理论家和文学家们，对自我的怀疑，是空前深刻的。当人们认识到自我的有限性时，才可能对现实抱有一种公允的态度。现代的作家们，基本上丧失了托尔斯泰那样稳重而神圣的精神状态，他们不再相信神话，不再相信自我的万能性。他们认为自己被一些虚妄的幻像包围着，世界的真实远不如人自身的真实。因而，许多人进入到对人的心灵的单一的审视中，进入到对语言的游戏的快慰里。批判现实主义许多程式化的东西，被打破了。
这种骚动，实际上是现代哲学思潮的产物。人们在无序的精神状态中，寻找着、体验着生命的本质。许多人认为，混沌的、多变而零乱的现象里，才是生活的原型，要在这里找到既定的图式，是一种枉然。他们感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太理性化，太不洒脱了。他们缺少想象力和超越精神，缺少独特的形而上的力量。因而，无论在价值论还是本体论上，都不可能拯救人自身。的确，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对世界的理解上，有某种静态的因素。那种对社会与人生的带有典型的描绘，有时确实是沉浸在“精神像”之中，先验哲学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大的心理障碍，它把人限定在一个封闭的精神时空里。但也恰恰是这种先验哲学，给这些带一了热情和幽愤的情感。这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假若没有它，十九世纪的作家们，就无法找到前进的参照物。
不论今天人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挑剔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全面地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把莎士比亚式的现实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极致。他们完成了牛顿力学式的革命，在这种革命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二十世纪更为辉煌的艺术。我们应当感谢十九世纪的文学家们，是他们结束了人类认知历史的一个阶段，他们的完美和瑕疵，他们的成功和挫折，为人类超越自我，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可能性。他们在黑暗的精神洞穴里，点燃了智慧的烛光，无数后来的人们，在这一烛光的照耀下，探索着、前进着。既然人类可以把握对象世界，那么也必将会把握人类自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向现代人暗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