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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温斯顿很有兴趣地问。
“那是珊瑚，”老头儿说。“这大概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往往把它嵌在玻璃里。这至少有一百年了。看上去还要更久一些。”
“很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
“确是很漂亮的东西，”对方欣赏地说。“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识货了。”他咳嗽着。“如果你要，就算四元钱吧。我还记得那样的东西以前可以卖八镑，而八镑——唉，我也算不出来，但总是不少钱。可驶是可靠，竟然又到这家铺子来。
但是——！
他又想，是啊，他是要再来的。他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的小东西。他要买那幅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蚀刻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塞在蓝制服的上衣里面带回家去。他要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把那首歌谣全部都挖出来。
甚至把楼上房间租下来这个疯狂的念头，也一度又在他脑海中闪过。大概有五秒钟之久，他兴高采烈得忘乎所以，他事先也没有从玻璃窗里看一眼外面街上，就走了出去。他甚至临时编了一个小调哼了起来——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铃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他忽然心里一沉，吓得屁滚尿流。前面人行道上，不到十公尺的地方，来了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那是小说司的那个黑头发姑娘。路灯很暗，但是不难看出是她。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就装得好象没有见到他一样很快地走开了。
温斯顿一时吓得动弹不得，好象瘫了一样。然后他向右转弯，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也不知道走错了方向。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有什么疑问，那个姑娘是在侦察他。她一定跟着他到了这里，因为她完全不可能是偶然正好在同一个晚上到这同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来散步的，这条街距离党员住的任何地方都有好几公里远。这不可能是巧合。她究竟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那没有关系。光是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已经够了。她大概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店。
现在走路也很费劲。他口袋里那块玻璃，在他每走一步的时候就碰一下他的大腿，他简直要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痛。他好几分钟都觉得，如果不赶紧找个厕所他就憋不住了。可是在这样的地方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
接着肚痛过去了，只留下一阵麻木的感觉。
这条街道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步来，站了几秒钟，不知怎么才好，然后又转过身来往回走。他转身的时候想起那姑娘碰到他还只有三分钟，他跑上去可能还赶得上她。他可以跟着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用一块石头猛击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也够沉的，可以干这个事儿。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这样的念头也教他受不了。
他不能跑，他不能动手打人。何况，她年纪轻、力气大，一定会自卫。他又想到赶紧到活动中心站去，一直呆到关门，这样可以有人作旁证，证明他那天晚上在那里，但是这也办不到。他全身酸软无力。他一心只想快些回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他回家已二十二点了。到二十三点三十分电门总闸就要关掉。他到厨房去，喝了足足一茶匙的杜松子酒。然后到壁龛前的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但是他没有马上打开来。电幕上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在唱一支爱国歌曲。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劳无功地要想把那歌声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
他们是在夜里来逮你的，总是在夜里。应该在他们逮到你之前就自杀。没有疑问，有人这样做。许多失踪的人实际上是自杀了。但是在一个完全弄不到枪械、或者随便哪种能够迅速致命的毒物的世界里，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奇怪地发现，痛楚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人体不可捉摸，因为总是在需要它作特别的努力的时候，它却僵化不动了。
他当初要是动作迅速，本来是可以把那黑发始娘灭口的；但是正是由于他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却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毅力。他想到碰到危急状态，你要对借的从来不是那个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已的身体，即使到现在，尽管喝了杜松子酒，肚子里的隐痛也使他不可能有条理地思索。他想，在所有从外表看来似乎是英雄或悲剧的场合，情况也是这样的。
在战场上，在刑房里，在沉船上，你要为之奋斗的原则，往往被忘掉了，因为身体膨胀起来，充满了宇宙，即使你没有吓得瘫痪不动或者痛得大声号叫，生命也不过是对饥饿、寒冷、失眠，对肚子痛或牙齿痛的一场暂时的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必须写下几句话来。电幕上那个女人开始唱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好象碎玻璃片一样刺进他的脑海。
他努力想奥勃良，这本日记就是为他，或者对他写的，但是他开始想到的却是思想警察把他带走以后会发生什泌预知先见而神秘地能够分享。但是由于电幕上的声音在他耳旁聒噪不休，他无法再照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一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烟丝就掉在舌上，这是一种发苦的粉末，很难吐干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老大哥的脸，代替了奥勃良的脸。正如他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辅币来瞧。辅币上的脸也看着他，线条粗犷，神色镇静，令人宽心，但是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笑容？象沉闷的钟声一样，那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第1节
近晌午时候，温斯顿离开他的小办公室，到厕所里去。
从灯光明亮的狭长走廊的那一头，向他走来了一个孤单的人影。那是那个黑发姑娘。自从那天晚上他在那家旧货铺门口碰到她以来已有四天了。她走近的时候，他看到她的右臂接着绷带，远处不大看得清，因为颜色与她穿的制服相同，大概是她在转那“构想”小说情节的大万花筒时压伤了手。那是小说司常见的事故。
他们相距四公尺的时候，那个姑娘绊了一交，几乎扑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呼痛的尖叫。她一定又跌在那条受伤的手臂上了。温斯顿马上停步。那姑娘已经跪了起来。她的脸色一片蜡黄，嘴唇显得更红了。她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他，求援的神色与其说是出于痛楚不如说是出于害怕。
温斯顿心中的感情很是奇特。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要想杀害他的敌人，然而也是一个受伤的，也许骨折的人。他出于本能已经走上前去要援助她。他一看到她跌着的地方就在那条扎着绷带的手臂上，就感到好象痛在自己身上一样。
“你摔痛了没有？”他问着。
“没什么。摔痛了胳膊。一会儿就好了。”
她说话时好象心在怦怦地乱跳。她的脸色可真是苍白得很。
“你没有摔断什么吗？”
“没有，没事儿。痛一会儿就会好的。”
她把没事的手伸给他，他把她搀了起来。她的脸色恢复了一点，看上去好多了。
“没事儿，”她又简短地说。“我只是把手腕摔痛了一些。
谢谢你，同志！”
她说完就朝原来的方向走去，动作轻快，好象真的没事儿一样。整个事情不会超过半分钟。不让自己的脸上现出内心的感情已成为一种本能，而且在刚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站在一个电幕的前面。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难不露出一时的惊异，因为就在他搀她起身时，那姑娘把一件不知什么东西塞在他的手里。她是有心这样做的，这已毫无疑问。
那是一个扁平的小东西。他进厕所门时，把它揣在口袋里，用手指摸摸它。原来是折成小方块的一张纸条。
他一边站着小便，一边设法就在口袋里用手指把它打了开来。显然，里面一定写着要同他说的什么话。他一时冲动之下，想到单间的马桶间里去马上打开它。但是这样做太愚蠢。这他也知道。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使你更有把握，因为电幕在连续不断地监视着人们。
他回到了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把那纸片随便放在桌上的一堆纸里，戴上了眼镜，把听写器拉了过来。他对自已说，“五分钟，至少至少要等五分钟！”他的心怦怦地在胸口跳着，声音大得令人吃惊。幸而他在做的那件工作不过是一件例行公事，纠正一长列的数字，不需要太多的注意力。
不论那纸片上写的是什么，那一定是有些政治章义的。
他能够估计到的，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的可能较大。即那个姑娘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就象他所担心的那样。
他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警察要用那种方式送信，不过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理由。纸片上写的也许是一个威胁，也许是一张传票，也许是一个要他自杀的命令，也许是一个不知什么的圈套。但是还有一种比较荒诞不经的可能性不断地抬头，他怎么也压不下去。那就是，这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那里来的而是某个地下组织送来的信息。也许，兄弟团真的是确有其事的！也许那姑娘是其中的一员！没有疑问，这个念头很荒谬，但是那张纸片一接触到他的手，他的心中就马上出现了这个念头。过了一两分钟以后，他才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即使现在，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信息可能就是死亡，但是，他仍旧不信，那个不合理的希望仍旧不散，他的心房仍在怦怦地跳着，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在对着听写器低声说一些数字时，使自已的声音不致发颤。
他把做完的工作卷了起来，放在输送管里。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分钟。他端正了鼻梁上的眼镜，叹了一口气，把下一批的工作拉到前面，上面就有那张纸片，他把它摊平了。上面写的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