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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若说整个历史从来没有物质方面的进步，那不免言之过甚。即使在今天这个衰亡时期，一般人在物质上也要比几百年前好一些。但是不论财富的增长，或态度的缓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到十九世纪末期，许多观察家都看出了这种反复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各派思想家，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过程，他们自以为能够证明不平等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改变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一直不乏信徒，只是如今提法有了重要变化而已。在过去，社会需要分成等级是上等人的学说。国王、贵族和教士、律师等这类寄生虫都宣传这种学说，并且用在死后冥界里得到补偿的诺言使这个学说容易为人所接受。而中等人只要还在争取权力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好听的字眼。但是现在，这些还没有居于统率地位、但预计不久就可以居于统率地位的人，却开始攻击这种人类大同的思想了。在过去，中等人在平等的旗帜下闹革命，一旦推翻了原来的暴政，自己又建立了新的暴政。现在这种新的一派中等人等于是事先就宣布要建立他们的暴政。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出现的，是一条可以回溯到古代奴隶造反的思想锁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仍受到历代乌托邦主义的深深影响。但从1900年开始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每一种都越来越公开放弃了要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大洋国称为英社，在欧亚国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在东亚国一般称为崇死，其明确目标都是要实现不自由和不平等。当然，这种新运动产生于老运动，往往保持了老运动原来的招牌，而对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只是嘴上说得好听而已。但是它们的目标都是在一定时候阻挠进步，冻结历史。常见的钟摆来回现象，会再次发生，然后就停止不动了。象过去一样，上等人会被中等人赶跑，中等人就变成了上等人；不过这次，出于有意的战略考虑，新的上等人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
所以产生这种新的学说，一部分原因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形成，而这在十九世纪以前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的循环运动现在已明显可以识别，或者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如果可以识别，那就可以改变。但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平等在技术上已可以做到了。按天赋来说各人不等，而且各有所长，有些人就比别人强些，此话固然仍旧不错，但是阶级区分已无实际必要，财富巨额差别也是如此。在以前的各个时代里，阶级区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适宜的。不平等的是文明代价。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就改变了。即使仍有必要让各人做不同的工作，却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上。因此，从即将夺得权力的那批人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要争取实现的理想，而是要避免的危险。在比较原始的时代里，要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社会却是比较容易使人相信。好几千年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就是实现一个人人友爱相处的人间天堂，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畜生一般的劳动。有些人纵使在每一次历史变化中都能得到实际好处，这种幻想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后代对于他们自己嘴上说的关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有点信以为真，甚至让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些话的影响。但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潮都成了极权主义的了。就在人世天堂快可实现的关头，它却遭到了诋毁。每种新的政治理论，不论自称什么名字，都回到了等级制度和严格管制。在1930年左右，观点开始普遍硬化的时候，一些长期以来已经放弃不用的做法，有些甚至已有好几百年放弃不用的做法，例如未经审讯即加监禁、把战俘当作奴隶使用、公开处决、严刑拷打逼供、利用人质、强制大批人口迁徙等等，不仅又普遍实行起来，而且也为那些自认为开明进步的人所容忍，甚至辩护。
只有在全世界各地经过十年的国际战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以后，英社和它的两个对手才作为充分完善的政治理论而出现。但是在它们之前，本世纪早一些时候就曾出现过一般称为集权主义的各种制度，经过当时动乱之后要出现的未来世界主要轮廓，早已很明显了。由什么样一种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很明显。新贵族大部分是由官僚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的。这些人出身中产薪水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是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这个贫瘠不毛的世界所塑造和纠集在一起的。同过去时代的对手相比，他们在贪婪和奢侈方面稍逊，但权力欲更强，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有自觉，更是一心一意要打垮反对派。
这最后一个差别极其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以前的所有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过去的统治集团总受到自由思想的一定感染，到处都留有空子漏洞，只注意公开的动静，不注意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从现代标准来看，甚至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宽宏大量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但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纵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以及可以用同一台电视机同时收发，私生活就宣告结束。对于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他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他听到官方的宣传，其他一切交往渠道则统统加以掐断。
现在终于第一次有了可能，不仅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而且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舆论完全划一。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以后，社会象过去一样又重新划分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类。不过新的这类上等人同它的前辈不同，不是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需要怎样来保卫他们的地位。
他们早已认识到，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为共同所有，则最容易保卫。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
从个人来说，党员没有任何财产，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随身财物。从集体来说，大洋国里什么都是属于党的财产，因为什么都归它控制，它有权按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在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党能够踏上这个统率一切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因为整个过程是当作集体化的一个步骤而采取的。一般都认为，在没收了资产阶级之后，必然就跟着实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毫无疑义地确实遭到了没收。工厂、土地、房屋、运输工具——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由于这些东西不再成为私有财产，那必然就是公有财产。英社是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它袭用了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词汇，因此，它在事实上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主要一个项目，其结果是把经济不平等永久化了，这可以预见到，也是事先有意如此。
但是把等级社会永久化的问题却比这深刻得多。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这四个原因并不单个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同时存在。统治阶级如能防止这四个原因的产生就能永久当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精神状态。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已消失。三个强国瓜分了世界，不论哪一国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过人口数字上的缓慢变化，而政府只要有广泛的权力，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第二个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身受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淮，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过去时代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不会允许发生，不过可能发生其他同样大规模的失调，而且也的确发生，但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不满情绪没有办法可以明确表达出来。至于生产过剩伺题，自从发明机器技术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潜伏危机，但可以用不断战争的办法加以解决（见第三章），为了把民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这也很有用。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力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须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
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对于大洋国社会的总结构，即使还没有了解，也可以由此作出推断。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