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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并且对给他们发出的安全警告不屑一顾。通讯情报人员还把这些警告称为“混帐
东西”，因为监察小组竟然监听美军自己的情报信息。对此，国家安全局无可奈何。
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称：“情报安全监督与分析人员只可做顾问，而无权下令改
变现状。出于种种原因，指挥官们常常对情报安全机构的调查结果不是置之不理，
便是一读了事，而不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如此一来，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常常是不
堪设想。
一次，一个美国陆军指挥官正在第一步兵师总部里打电话，有人进到他的办公
室里提到了将于“明天在距此35公里以北的地点”发动一次特别行动。通讯安全监
督人员窃听到了这个电话，且听到了即将进行的行动的方位，于是马上通知了这个
指挥官，但这位官员根本不愿改变行动计划。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刚一到达目
的地，袭击部队就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抵抗。美军损失惨重，约有58人死亡，82人受
伤。”当时在场的军队安全处的指挥官“认为这种结果正是敌人利用我们在情报方
面的疏忽大意造成的”。这次由于美军情报安全措施不利及北越成功获知这一情报
造成的重大伤亡后果引起了人们极度的担忧。国家安全局曾指出：“敌人信号情报
机构确实截获了大量的美军情报，并用之于作战行动。美军的许多战斗行动因此而
失败或损失惨重。”
美军重蹈了德军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覆辙，在对北越的情报战中意外
地败北失利。有了俄国人的帮助，北越可能一直能够窃听到国家安全局使用最安全
的密码系统传输的情报。北越在情报战中的突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德军
“谜”码和日军“紫”码的情形如出一辙。即使没有这种突破，北越人也获取了大
量的美军信号情报，足以使他们多次避开美军的袭击，进而还击美军。
从一开始，美军官员就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他们以为北越军队和在丛林里安
营扎寨的越共都是“土包子”，认为他们头脑简单，不可能搞懂美军复杂的情报通
讯网络。他们怎么可能把这支穿废轮胎做成的凉鞋，进行行军打仗的部队放在眼里
呢？一项国家安全局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美军指挥官怀疑敌人是否有能力开展
有效的信号情报活动。这些官员认为，美军在训练、火力及灵活性方面的绝对优势
使情报安全工作变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重创
的德军和日军指挥官一样，他们大错特错了。
1965年3 月8 日，美军两个海军营对大南进行了猛烈攻击，这是第一支参战的
美军正规战斗部队。到同年年底，加入越战的美军数量猛增到20万人左右。经过一
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越共于5 月11日在全国范围内突然大举进攻。1000多名游击
队员冲到美军力量薄弱的柬埔寨边境，攻下了西贡以北50英里外的省会城市嵩边。
为了堵上柬越边境的缺口，美国决定派国家安全局的“牛津”号情报船投入战
斗。“牛津”号是美国派往越南的第一个水上信号情报工厂。5 月26日，“牛津”
号接到命令后，即刻起航驶往东南亚。当时，“牛津”号正在完成一项为时将近四
个月的西非巡航任务。当得知此次航行不是回家，而是去参战，而且从此以后他们
的大本营不是诺福克，而是圣地亚哥，这些家在东海岸的船员仿佛迎头挨了一棒。
当时在船上工作的一位电子情报员乔治。加西迪回忆说：“在西非，我们负责
监视当地某些区域之间的通讯联络，搜集任何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信息。搞到任何与
共产党或苏俄有关的情报都是无上光荣的成就。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搞到与苏俄有
关的情报。”
接到国家安全局的调令后，加西迪说：“我们离开德班，出于某种原因，我们
绕到了南非的另一边。大约下午3 点钟，船长宣布命令。大家听后都焦虑万分。我
的意思是说，船上有些弟兄的婚姻正濒于破裂，这下可好，夫妻更是天各一方了。
在东海岸我们有房子、家、汽车、孩子、老婆、情人，我们的一切都在东海岸，可
是却对我们说‘现在去越南’。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军心涣散的程度不亚于肯尼迪
遇刺时引起的民心涣散。”
在驶往东南亚的长途旅行中，加西迪发现了一种鼓舞士气的办法，他把船员们
在执行任务期间，逛各种妓院时所拍的照片搞成集成照片。他说：“船员们在妓院
里拍了照片，带到船上让其他船员冲洗出来。我让他们发誓保证绝不给船上任何人
看，尤其是不给长官看。同时我会把精彩的照片多加印一份，锁起来保存好，放到
一个没人能找得到的地方，就是洗相室通气孔处的一个大金属罐子里。
“这件事（奉命前往越南）发生以后，我跟几个弟兄说了照片的事，他们建议
说你怎么不用这些照片做一个大的招贴画，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我说：”我可不
能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后来，我找到舰长，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如
果照片上的内容不是不堪入目的话，看看照片未必是个坏主意。’所以我就到每个
船员那里问他们是否在乎展出他们的照片，他们的确没人介意。这样，一天下午，
我们就在寝居甲板上展出了照片。说实话，这还的确鼓舞了士气。这些照片有的是
弟兄们在金丝雀群岛的德班和女人们在一起，甚至也有我在加勒比海拍的几张，还
有几张是在智利瓦尔帕莱索的苏黎士大酒店拍的。”
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亚洲，任何有关“牛津”号的消息都是秘密。糟糕的是
这给从美国本土派来加入“牛津”号行动的人员带来了麻烦。其中一位来自加利福
尼亚的约翰。德车尼回忆说：“他们对‘牛津’号的行踪高度保密。开始我们先到
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因为‘牛津’曾在那里登记过。我们到达克拉克空军基地，
再乘巴士走小道用了四个小时进入苏比克市区。到了那里却被告知‘牛津’号实际
在日本的横须贺。所以我们乘车返回克拉克空军基地，随后飞往横须贺。到了那里
却听人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只船。后来，又有人说这只船在西贡附近。所以我们
就飞往西贡，但那里的人却说船不在那儿，而就在苏比克。我们又返回苏比克，但
还是见不到船的踪影。最后，他们发了舰队搜寻令，才知道‘牛津’号已经在日本
的佐世保干船坞待了两个月。所以我们就飞往日本的某个空军基地，然后乘坐日本
火车一路直奔那里，次日一早到达了佐世保。我们辛苦奔波了一个星期，最后总算
找到了它。”
“牛津”号从干船坞出发驶向泰国湾地区的指定目标，那是富国岛南端安堂附
近的一个偏僻海域。德车尼说：“我们在柬越边境的这个地区待了两个月，抄写、
记录所有来自敌方和友方的通讯情报。大多数时间我们离海岸只有约两英里远，这
是能窃听和确定该地区上百个通讯机构方位的理想位置。”
在“牛津”号舰首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区内，监听人员使用高灵敏度的KG14多频
道接收器进行监听。为了翻译情报，“牛津”号信号情报组里配有高水平的泰语、
几种汉语方言、俄语及越语专家。舰上的情报人员中至少有一人熟悉菲律宾土著语
——他加禄语。德车尼回忆道：“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着情报工作。米德堡既要情
报录音，又要文字记录，还要破译的信息。我们能做的情报工作，我们都做遍了…
…一名国家安全局的人在舰上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他独来独往，没有人知道他待在
船上干什么。”在船尾区，电子情报人员把从数百个雷达系统中收集的信号用32声
道的爱派克斯录音机录在磁带上。
“牛津”号在东南亚期间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监听马尼拉七国首脑会议。
会议于1966年10月23日至27日在菲律宾举行。停泊在马尼拉湾的“牛津”号恰好在
斯坦利角海军机场的对面，正好能听到谈判的内容。这样，美国的谈判者可以通过
了解其他谈判者的战略计划和谈判要点而先发制人。德车尼说：“会议期间，船上
的监听员发现了一个企图行刺（美国总统）约翰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我想
还有顾仁草库的阴谋。”策划者是受共产主义鼓动的新人民军运动成员。由于情报
人员报告有功，船上的每个成员都受到了嘉奖。
在这条船上，情报人员和一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互不往来。德车尼说：“一般
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他们就知道每天早晨，我们会鱼贯进入
船头或船尾的安全门里，到中午的时候再出来吃饭。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跟我们
保持着距离，而我们也或多或少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好像有两艘‘牛津’号似的，
我想，情况也确实如此。”雷。勃克朗赞同道：“他们（信号情报人员）生活在与
世隔绝的环境中。”
1966年7 月，国家安全局决定让“詹姆斯”号临时接替“牛津”号，并把“牛
津”号派往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进行信号情报活动。当时中国正在秘密而激烈地进行
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德车尼说：“在中国大陆沿岸巡航了两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的
收获却寥寥无几。一切迹象表明，中国人知道我们的行踪。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的通讯传输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就没有通讯传输。”
尽管中国沿岸的窃听任务相当乏味，但在中国南海上的惊险遭遇却是他们始料
未及的。“奥拉”号台风迅速向“牛津”号推移。德车尼回忆说：“船在剧烈摇晃，
风暴越来越大。到了第二天，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我们失去了一枚导弹，被困在
海里，几乎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