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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许这样做，因为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等其他情报客户决定着国家
安全局的监视对象。可以想象，今后它有可能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只要总统或中央
情报局的负责人秘密口授说工业间谍活动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根据为撰写本书
所收集的材料，1990年，在乔治。布什任总统职期间，这类事情险些发生。
当时，海军中将威廉＊。斯蒂德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于1990年说：“有一
种观念涉及大量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这种观念就是
想把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企业。所以我认为至今还没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我们会
慎重考虑这件事……我认为这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进程很慢，至于将要采取哪些措
施，还要经过深思熟虑。”
他还说：“要从上面下来指示，我们无权做出决定。我必须听中央情报局局长
的命令，这个问题得由他做决定。”90年代“美国人主要关注经济领域，这一点从
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竞争、军事问题和当今世界其他问题等方面，人们更
多地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关心”。
“如果把经济情报和经济竞争明确为国家安全利益，那么情报组织必然得扩大
情报来源，这一直是个大问题，”斯蒂德曼说，“除了考虑地域问题之外，军事、
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态和其他各个领域的问题都要求我们留意……这是
一个全新的世界，可能，我们会力所不及，没准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他补充说：
“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人指示我们这样做，真正的问题是首先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
法，来成功地收集有关信息。其次，如何利用该信息？如果没利用价值就没有必要
收集了。”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经济情报，但并没有为了工业窃密目的而监听
某个公司。斯蒂德曼说：“现在国家安全局收集的世界贸易方面的信息范围非常广。
我们向商业部、财政部及国务院等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信息。我们直接把信息提供给
它们，它们形成了联邦政府内的一个情报用户。”
国家安全局不是把竞争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公司，而是受命以比较间接的方式
加强对企业界和美国经济的支持。一种途径就是努力查明外国竞争对手是否使用贿
赂等非法和欺骗性手段，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合同。另一途径就是在重要贸易谈判
中，向美国政府谈判人员提供更多的情报。
对于国家安全局通过监听欧洲公司来查明其欺诈手段之事，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詹姆斯。伍尔西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是的，欧洲大陆的朋友们，我们一直在暗
中监视你们。”
确实，我们用电脑整理出数据……没错，欧洲朋友们，我们一直在监视你们，
因为你们在行贿。与你们的美国对手比，你们产品价位高，技术上逊色，或两者兼
而有之。因此，你们花大钱向人行贿。你们的政府竟同流合污，在欧洲一些国家，
行贿不用交税。
我们揭穿了你们的行径，你们也许有兴趣想了解，我们暂时还没向你们的美国
竞争对手透露。我们去找你们收买的政府，并告诉其官员，我们美国人不喜欢这种
腐败行为，他们就把全部或部分合同给了报出最好价格的公司，有时是美国公司，
有时不是。这叫你们忐忑不安吧。有时还引起你们行贿方对受贿方提出反责，经常
闹成丑闻。我们喜欢看到这种事。
在20世纪90年代，在提供有关主要国际贸易会议情报时，国家安全局表现得越
来越积极。50年前，国家安全局的前身——信号情报处监听了导致联合国诞生的旧
金山会议。如今，美国信号情报专家跃跃欲试打算监听另一会议。这次是在1995年
6 月，与会者是美国和日本，议题是日本豪华轿车输人美国。像以往一样，为方便
监听，美方谈判人员要求会议全部在美国本国进行。日本人则要在自己家进行。最
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会谈部分在日内瓦、部分在华盛顿进行。
双方围绕14辆日本豪华车需交纳590 万美元惩罚性关税问题展开争论。惩罚计
划于6 月28日起开始生效。周日即6 月25日晚，美国贸易代表米奇。坎特抵达日内
瓦，开始了最后一轮会谈，目的是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通过谈判避免惩罚计划成
为事实。第二天上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日内瓦湖畔的“洲际旅馆”，坎特
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克林顿总统“指示我来此并努力确保我们今后打开日本
市场并扩大贸易，这是我们多年的宿愿”。
为帮助坎特实现目标，国家安全局一行人也早已飞抵日内瓦，目的是向美方提
供他们截获的丰田和尼桑公司负责人的谈话内容，而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正向日本
政府施压以使问题得到解决。由于饭店的普通电话用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日方谈判
人员往往不使用安全加密的电话，对窃听人员来说，这是很幸运的事。
尽管国家安全局在寻找贿赂证据并对商业会谈进行监听，但是，没有证据表明
国家安全局是为美国公司服务。很明显，英国通讯总部也没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乔
克。凯恩在英国通讯总部工作了30年，曾经是情报截获方面的负责人。1984年，他
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机构管理不善，安全工作马马虎虎。然而文章尚未发表，英国
政府就根据《行政人员安全工作法案》将其没收，使其未见天日。英国政府说：
“发表这篇文章会破坏女王赋予的保密职责，而且违反《行政人员安全工作法案》
的条例。”
在文稿被查封前，作者有幸搞到了一份复印件。尽管凯恩没有使用代码，但很
显然他谈的就是爱克隆软件系统。在谈到工业间谍活动时，他写道：监听目标主要
是全球注册的机构（ILC ）。每周都要处理上千条从这些机构获得的情报。情报范
围广，包括外交。商业、石油供应、世界某地农作物欠收以及普通的私人电报等内
容。
截获到的大量工业情报进入了英国通讯总部巨大的电脑中心的存储器。这些情
报本应给英国企业带来巨大财富。可是，英国工业界无权享用这些情报，因为英国
通讯总部的负责人（不是英国内阁）做过这样的决定，英国产业部门不是他们的
“情报服务对象”，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产业部门为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提供了资金。
对欧洲来说，问题不在于英美的爱克隆系统是否窃取了外国商业秘密并把它们
转给欧洲的竞争者，真正的问题比这重要得多：爱克隆系统是否正在危害作为基本
人权的个人隐私权。断断续续的谈话内容是从空中截获而来，也许是脱离上下文，
也许受到分析人员的错误解释，然后再由分析人员秘密传到世界各地的间谍机构和
执法部门。
这些不准确的情报被存在国家安全局几乎是无限的电脑存储系统中，该系统能
够存储5 万亿页文本，撩起来的高度有150 英里。有关美国人的情报在系统中存储
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可是，有关外国公民的信息则可永久保存。这种影响旷日持
久，伴人终生。永远没有人告诉他，他是怎样上黑名单的，是谁把他列进去的，为
什么他没得到某个合同，也许还有更糟的事。
国家安全局或许是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条有关正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埃及移民纳
塞尔。艾哈迈德的情报。这条秘密情报造成他银挡入狱，他被剥夺了保释的权利，
在单独关押了三年多以后被驱逐出境。他的律师阿布了。贾巴拉也曾经是被国家安
全局监视的无辜人员。贾巴拉几年来费尽周折，也没有弄清楚“秘密证据”的内容
是什么，从何而来，美国又是如何搞到的。在这个荒诞神秘的世界里，他无法进行
反诉，他不知道他被指控犯有什么罪，因为对他的指控都是秘密的。由于阿拉伯裔
美国人团体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司法部最后下令透露一些情报，艾哈迈德才得以成
功地提出反诉并最终获得自由。1999年8 月，一名法官写道：“由于对政府的情况
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些秘密证据“不再可信，不能由此认定艾哈迈德是危险人物
那时，还有二十多人因”秘密证据“而被指控。几个月后，另一名联邦法官做出裁
决：不论是不是美国公民，凡是根据”秘密证据“拘捕他们，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如果不进行限制，英美全球监听网就会变成电子世界的秘密警察组织，在这里
没有法庭、没有陪审团，也没有辩护权。
国家安全局是否对美国公民进行监视，一直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该机构的过
去不太光彩，不仅因为其所作所为，而且还因其处理问题的方式。在60年代后期，
国家安全局无法无天，领导人着迷于秘密活动和自己手中的权力。那时，路易斯。
托德拉已担任了10年副局长，在此期间，他把死水一潭的机构变成了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最神秘的情报组织，在这一行从来没人这么长时间掌握过如此大的权力。美
国其他高级官员像寻光的飞蛾一样寻求公众瞩目，而托德拉则陷入了黑暗的世界。
托德拉的世界一片黑暗，他本人都感到迷茫，再也分不清谁是美国人，谁是外国敌
人，分不清公开的法制政府与隐秘的残暴政府。由于只有耳朵没有眼睛，托德拉正
把他的机构和他的祖国引向万丈深渊。
因此，1967年秋天当美国军方开始要求对美国公民和一些组织进行监听时，该
机构盲目地服从了。当时，军方担心民众为抗议越南战争而组织大规模的“向五角
大楼进军”的活动。军方官员列出了抗议者的名单，要求国家安全局对这些人进行
监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他情报机构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
局等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