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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仅有两张友好而熟悉的面孔：查理·里德，匹兹菲尔德工厂爆炸时曾大力支持过我的执行官，现在在匹兹菲尔德任公司的首席技术专家；迈克·艾伦（Mike Allen），前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的顾问，我是在做塑料业务的年月里第一次遇见他的，他来总部做战略计划工作。这两个人都离我的办公室很远，并且冗务缠身。
真正使我感到孤独的是，我失去了我在费尔菲尔德最好的朋友和支持者。赫姆·韦斯是GE的副董事长之一，一年以前死于癌症。他曾是我与公司高层之间惟一真正的联系。赫姆给我的最后的支持是在董事会董事7月份的高尔夫比赛上，他陪我一起走过了三个洞。六个星期后，1976年9月，他在纽约医院去世。后来我发现，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曾让雷吉留意我，因为我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我真孤单。别提什么“海阔凭鱼跃”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汪洋中的一条小鱼。当然，我在这儿曾多次出风头。即使在那时，一天快结束时，在呈交一份商业报告或索要建筑一座新工厂的资金后，我仍将很高兴回到匹兹菲尔德。
当然，这次情况不同。这回是长驻了。
过去我每天上班穿的是汗衫和牛仔裤，与五个亲密朋友一起工作。与雇用的人成为朋友，并与他们的家人来往交际，我可能破坏了公司的规矩。
但是，我们完成了工作，我们喜欢工作。我们感到我们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商业公司。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在以下的四个月里，我在斯坦福麦瑞特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这增加了我的“在别处”的感觉，直到卡罗琳和四个孩子可以来到我们在康涅狄格州的新家。这是事情积极的一面。它让我可以一头扎进我的新工作中。
迁到费尔菲尔德使我提升得很快，进入新设的管理层。我是五个部门执行官之一，我们五个人，加上两个公司高级官员—GE的首席财政官阿尔·威（Al Way）和公司负责策划的高级副总裁鲍勃·弗雷德里克（Bob Frederick）—都被公开确定为竞争雷吉职位的候选人。
其他四个部门的首脑是：约翰·柏林盖姆（John Burlingame），一个掌握着GE国际业务的物理学家；埃德·胡德（Ed Hood），掌管科技产品和服务部门的工程师；斯坦·戈尔特（Stan Gault），一个在电器业务中经验丰富的人，掌管着工业部门；以及汤姆·范德史莱斯（Tom Vanderslice），原为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学者，掌管能源系统。
韦尔奇绘制的GE高层领导序列图
雷吉将这个新的管理层放到选择继任者的过程中，来检验我们运作自己并不熟悉的几亿美元业务量的技术和能力。我掌管消费品及其服务，这是惟一一个由雷吉于一年前创立、用以试验自己想法的部门。这份工作让我负责年收入为42亿美元的生意，占公司整个销售额的20％。这份生意包括主要电器、空调、照明设备、家用电器和音响产品、电视机、收音机和电视台，还有GE信贷公司。
这种结构可以很好地帮助雷吉选择他的继承人，但对我却有问题。我的新顶头上司、副董事长“戴夫”沃尔特·当斯（Walter“Dave”Dance）倾向于竞争中的另一个候选人斯坦·戈尔特，他长期以来受到当斯的保护，像当斯一样，实际上他将自己的整个生涯都投注到我们的电器生意上。
当斯对戈尔特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他当然给予他的各种选择以全力支持，但这让我的日子很难过。这是我在GE的17年时间里第一次没有上司支持我。戈尔特在此前一年里曾经掌握我的部门，也完全于事无补。所以我在这里走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像是对他或当斯的事后批评。
另一个副董事长杰克·派克（Jack Packer）在这场竞争中也有他倾向的人。我并不在其中。派克是通用电气飞机引擎业的先驱之一，他一直支持这项事业以及其中的人。他倾向于他的两个直接工作汇报者：柏林盖姆和胡德。这使得汤姆·范德史莱斯和我像两个多余的人。
给我带来希望的是，两个副董事长当斯和派克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雷吉的关系并不好，这就是雷吉没有选择他们的首要原因。雷吉曾和两个副董事长竞争他前任董事长的位置。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没有得到雷吉的职位，非常失望。
在商业中，没有什么比上司不想让你赢更糟的了。这种事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层面发生，而且往往比我们以为的发生得更频繁。直到我来为当斯工作之前，这种事还从未发生在我身上。我有了这段经历还能幸存，只是因为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相信雷吉和制度是公平的。
假如这是一项“永恒”的任务，我情愿放弃它。我不愿毁掉我的事业或精神来等待它。对我来说，它对我比对其他人要简单。我知道我想得到它，而且不用太长时间我就会知道自己能否得到它。
从第一天起，继任的过程就充满了浓厚的政治味。你可以感受到大楼里每天的紧张气氛。五个部门领导都聚集在费尔菲尔德两座高楼组成的建筑群西边的那一幢楼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办公室、一间会议室和几个做辅助工作的职员。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来到，最后都会在公司餐厅别别扭扭地吃午餐。我们使劲咀嚼着三明治，对自己说的话总是非常谨慎。
这真是糟透了。
这里成了我逃离政治斗争的避难所。幸运的是，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我需要尽可能少在费尔菲尔德逗留。我身后的团队既能干又灵活。我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大卫·奥斯莱特（David Orselet）对我们的人才有着敏锐的嗅觉，同时还是一个人人信赖的人—这一点对于人力资源部的人来说可谓无价的品质。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大卫在最后的选举中对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迪克·史雷格尔（Dick Schlegel），一个温和而机智的财务人员，同样也对我很支持。
迪克帮助我找到了后来在我的事业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两个人：来自GE信贷公司的丹尼斯·戴默曼（Dennis Dammerman），以及在电器公司待了很多年的财务分析专家鲍勃·尼尔森（Bob Nelson）。
丹尼斯在艾奥瓦州大芒德（Grand Mound）的一个农场里长大。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被拎起来倒进粗麻布袋子，这样他可以夯实从家里的羊身上新剪下来的羊毛。青少年时期，他开始为另一家电器公司工作，在他父亲的公司—戴默曼电子公司（Dammerman Electric）—做一名电气工程师的学徒。这家公司的口号是：“一切都与电相关。”
1967年毕业于迪比克大学（University of Dubuque）后，丹尼斯到伊利诺伊州的布卢明顿（Bloomington）去拜访一位朋友，而GE的一家电子部件厂正好在那里。他走近工厂的门卫询问有没有工作。很幸运，他被带到经理那儿，并被雇用负责GE财政管理项目的工作。他才华横溢，吃苦耐劳，是任何人都可以信任的人。丹尼斯能力非常强，乐于接受任何艰巨的任务。
鲍勃·尼尔森是个知识分子，毕业于卡尔顿大学（Carleton College），是个政治历史迷，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分析能力。鲍勃本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公共研究与人文科学的硕士学位后，开始为取得美国研究的博士学位而学习。他于1966年加入GE的财务管理项目，开始走上从商之路。
丹尼斯和鲍勃日后共同成为我的财政导师，我事事依靠他们正确的判断，直到我从GE退休。丹尼斯成为我的首席财政官、GE金融服务集团的CEO和公司的副董事长。鲍勃成为财务分析的副总裁。
另外，我从匹兹菲尔德带来了一位朋友诺姆·布雷克（Norm Blake）做我的商业开发经理。诺姆是一个聪明、不屈不挠、极度活跃的企业家，我在塑料部门时曾跟他共事。他日后成为GE金融服务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并于1984年离开公司，成为海勒国际公司（Heller International）的董事长。
我追求起这份新工作来，正如我在匹兹菲尔德一直做的那样。只是现在我们从匹兹菲尔德起飞，去了解新的业务和人。我们一般在早上7点30分开始一次总结，然后花上数个小时的时间层层分析。我们很少在晚上8、9点钟以前结束。然后，我们会一起出去吃晚饭，回顾一天的会议，评估每项业务里的人才。
因为缺少上司的支持，我干活的时候就当他不存在一样。最难以对付的事就在于电器业务里方向的变换会被认为是对我的前任当斯和戈尔特的反击。他们掌管电器业务已超过10年之久。这么多年来，它是GE最心爱的业务。当斯和戈尔特计划大规模扩建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电器区。他们开始修建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东部的东电器区，并商讨在犹他州盐湖城再修建一个西电器区。
他们野心勃勃的计划反映了公司对业务潜力的传统观念。它缘于战后时代的经济繁荣，这个时期，上升的中产阶级用新的电器来装修他们的厨房。这项业务的持续发展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发展究竟应当有多快，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在国内和全球的主要竞争者。我的新同事尼斯·戴默曼和鲍勃·尼尔森曾经营过多年的电器业务，他们反驳了传统的观念。
通过观察，我们认为增长将会放慢速度。这个巨大的扩张计划需要重新评估。公平地说，我认为当斯和戈尔特将得到同一个结论。比扩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路易斯维尔的地位。我们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