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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叫我立即去纽约医院。真不走运，我碰上了一位不会说英语的出租车司机，他一开始就把我带错了方向。我过了半夜才总算到达医院急诊室，那里挤满了人。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看上病，医生很快缓解了我的疼痛。
我从第一大街往回走，希望找到一辆出租车。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拦上了一辆，凌晨3点后，我才上床睡觉。
我突然有所领悟。半夜发生的意外很快把我带回了现实。回想起来，那可能就是个不祥的兆头。
我完全没有料到的就是欧洲委员会漫长的反托拉斯检查。去年委员会批准了联合信号和霍尼韦尔的合并，所以我有信心这次不会有什么问题。霍尼韦尔只须作些态度上的改善，再给法国电子公司泰利斯公司（Thales）一点—大约3；000万美元—让步，就可获得批准。
事实上，欧洲委员会在世界通信有限公司（World）和“疾跑”（Sprint）的两大电信公司的合并以及时代华纳与百代唱片公司（EMI）的合并问题的处理上就不符合正常程序。这些合并都存在产品重叠的情况。
1月份我们隐约感到有些不妙。我们听说泰利斯又回来了，他们要求委员会强迫实行各种霍尼韦尔的蜕资方式。
我于1月11日乘机抵达布鲁塞尔，与蒙蒂委员及其随员初次会面。GE的欧盟联络员约翰·瓦萨罗（John Vassallo）和我们公司主管外联事务的律师也参加了会议。我要求委员会在3月6日前告诉我们他们所谓“第一阶段”的决定。否则，漫长的“第二阶段”将会拖到7月。
蒙蒂委员在会议一开始，就高度评价了双方成员之间的出色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我强调了获得第一阶段批准的急迫性，每个来到这里的公司都会这样。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获得第一阶段的批准。霍尼韦尔和联合信号合并了一年，但两者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整体。任何过度的延误都会使问题恶化。我说我将尽我所能确保我们快速回应委员会所关注的问题。
我还告诉委员会，听说有些竞争对手正将欧洲委员会的审查过程看成是对霍尼韦尔资产的一次“钱袋”勒索。我们知道他们对这笔交易垂涎欲滴。
蒙蒂委员回答说，我们的对手不会影响到这笔交易。
“我保证在这次调查中决不存在勒索之嫌。”他说。
当我问到是否会对客户和竞争者的意见给予同样的重视时，蒙蒂委员和委员会合并案件组负责人恩里克·冈萨雷斯…迪亚斯（Enrique Gonzalez…Diaz）说，两者对于整个过程都很重要，而且很有必要。
冈萨雷斯…迪亚斯认为竞争对手是实际信息的很好的来源，他必须倾听他们的意见。但是，他又说，他听取意见的时候往往会“半信半疑”。（我后来才理解了这句话的完整含义。）
“你们认为我还该做点别的吗？”我问，“我以前从未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想你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指摘的，”蒙蒂委员答道，“我们会非常诚恳的，会寻找各种途径推进进程。我向你保证。”
会议结束后，我和蒙蒂委员私下里花了两个半小时吃了顿午餐。我发现他又亲切又聪明，就是有点古板。
席间我们畅所欲言，我觉得我们之间很和谐。只是他坚持要叫我韦尔奇先生。
“蒙蒂先生，请就叫我杰克好了，”我说。
“等这笔交易结束了我才会叫你杰克，”他说。
不管怎样，饭后分手时，我对尽快得到决定感到非常乐观。然而，到了2月中旬，我们听到了不妙之音。好像是事务委员会准备对这项交易作更广泛的调查，那样就会花四个多月的时间。我决定飞回布鲁塞尔，希望能够阻止进一步的拖延。
我于2月25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离开佛罗里达的家，直接飞往布鲁塞尔。我们星期一一大早就到了目的地，当时天正下着小雪。本·海涅曼和一帮律师为一个战略会谈已经先期来到了这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到了欧洲委员会的总部。
会议伊始，蒙蒂委员照本宣科，似乎已经打定主意要把截止日期拖延到7月。
我为自己争辩了一个小时，并且认为取得一点进展。我的争辩主要围绕GE在欧洲的业绩进行。其显著的成功给以前的国营公司注入了活力，在欧洲有85；000名雇员，而且GE和霍尼韦尔不存在任何重叠产品。为了解决某些问题，我们还提供了非蜕资补救方案，就像霍尼韦尔…联合信号早期所做的那样。
我再次强调了快速作出决定的重要性。
蒙蒂委员似乎被我的争辩感动了，他建议我们先回旅馆，他和他的同事们再考虑一下我陈述的观点。大约下午6点半的时候，我们接到返回的电话，可是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他们没有改变看法，他们将进入第二阶段。
更糟的是，他们对该项交易提出了不寻常的反对理由，这些理由远远超出了一般反托拉斯所应考虑的问题。他们想研究一下GE和霍尼韦尔合并后对整个飞机业的“范围影响”。
我很喜欢蒙蒂委员，但我没能打动他。虽然失望，可这也是可以预料的，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委员很快批准这项交易。最大的反对声来自于他的欧洲成员，特别是劳斯莱斯和泰利斯。不仅是他们，还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其中联合技术公司和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的反对呼声很高。
然而这笔交易实施的前景在我看来仍然是乐观的。尽管存在管制上的障碍，两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在为确保交易结束前做好所有主要合并决议而忙碌着。
5月2日，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美国司法部批准了这项交易—前提是我们同意出售霍尼韦尔的军用直升机引擎业务，并对小型喷气机引擎和辅助动力装置开展服务业务。
6天以后，欧洲委员会拿出了一份长达155页的反对意见书。意见书同他们此前说的进行第二阶段审查的话大同小异，只是内容更为详尽。
第二阶段的最后部分是5月底的一个为期两天的听证会。就是在听证会上真正出现问题了。案件组和委员在扮演了数月的调查员和公诉人后，摇身一变成为法官和陪审团。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提议作出裁决。
听证会本身是毫无价值的。
第一天，我们就指出委员会的陈述是有漏洞的。我们请来的经济学家和客户以及我们自己的法律人员驳倒了委员会的陈述。最终为委员提建议的恩里克·冈萨雷斯…迪亚斯在听证会上进进出出，有时离席时间长达半个小时。
第二天，竞争对手们亮相了。这时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事情。联合技术公司提交了一份与事实不符的书面陈述。正在分离出柯林斯包装上市的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在听证官员面前的表现跟面对潜在的投资者时完全不一样，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在这次会议中，冈萨雷斯…迪亚斯很少离开座位。
听取了竞争对手们长达一整天的陈述后，听证会官员总共只给了我们15分钟来反驳他们的指控和索赔要求。
这是个怎样的一个过程呀—听证会上的公诉人俨然已经是法官了！
听证会后，在委员会的合并事务促进会快要作出决定之际，我于6月7日又去了布鲁塞尔，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布鲁塞尔之行。我和霍尼韦尔的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飞机上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委员会的要求正在增加。上午8点半，我们一到布鲁塞尔就直奔康拉德饭店，霍尼韦尔和GE小组及律师正在那里研究当天接到的这个消息。
我们已准备在6月8日周五早上的会议上达成一致的意见。我和小组成员们研究到深夜，双方一致同意做一些让步，我们的价钱增加到三倍，达到13亿美元，还第一次包括了一些关键的航空电控系统。
星期五早上，我和蒙蒂先生没有参加会议，因为蒙蒂先生认为双方立场分歧太大了，建议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就可以了。会议召开了，霍尼韦尔和GE在会上提出了13亿美元的建议。
晚上我离开布鲁塞尔到卡普里岛与妻子、马琳（Marlene）和保罗·弗雷斯科共度周末。保罗是我以前的合作伙伴，GE的董事会成员，他现已成为了菲亚特（Fiat）的董事长，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周一晚上，我回到布鲁塞尔，和GE小组成员一起吃晚饭。丹尼斯告诉我，他们那天早上和事务促进会的会议研究了委员会对GE/霍尼韦尔报的13亿美元的冷漠反应。
他还讲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轶事。
上星期五作出13亿美元报价的同时，我们附加了明显的让步，其中就有一些诱人的航空电控系统的部件。星期一上午，一位事务促进会成员问我们的人，为什么报价不包括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Redmond）的霍尼韦尔公司一幢大楼里生产出的一种无人知晓的部件。
丹尼斯被问得哑口无言。我们这边甚至没人知道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部件。只有一位对霍尼韦尔业务和生产地点了如指掌的竞争对手，才可能说出这些小得几乎看不到的事情。
而那就是冈萨雷斯…迪亚斯的“半信半疑”。
6月12日，我们回到谈判桌上，报价增加到了19亿美元。霍尼韦尔的总顾问彼得·克林德勒曾对我们的让步提议给予关键指导，他向事务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