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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不会从窗户跳下去吧，这儿是七层楼呢！”
“天哪！”埃利斯说，听了珍妮的叙述，他瞪着那些护士，就像要杀了她们。“不可能，本森绝不可能逃掉。他才动了一天半手术。”他停顿了一下，“但他的头怎么办？他的头上裹着绷带，会有人注意到的。”
莫里斯一直坐在角落里不吭声，这时他忽然说：“他有一顶黑色的假发。”
“噢，天哪！”埃利斯叫道。
珍妮问：“他哪来的假发？”
“他的一个朋友带给他的，就在他入院那天。”
“听着，”埃利斯说，“就是他有假发，他哪儿也去不了，他留下了皮夹和钱，再说这个时间也找不到的士了。”
珍妮看着埃利斯，为他那拒不接受现实的态度感到惊讶。
“他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珍妮说，“大约在十一时。”她又看了看莫里斯，“你记得是谁带给他的假发吗？”
“一个叫安琪拉的漂亮的女孩子。”莫里斯答道。
“看看你能不能在电话簿上找到她的名字。”珍妮说。莫里斯开始翻看电话簿，这时电话铃响了，埃利斯前去答话。他听了一下，然后一言不发就把话筒递给了珍妮。
“请说吧。”珍妮说。
“我已经用电脑进行了推算，”电话里是杰哈德的声音：“结果刚刚出来。你是对的，本森与植入他体内的电脑形成了认知循环，他所激发的电击次数与预计的曲线完全吻合。完全如你所说，”杰哈德接着说，“本森显然喜欢电击。他使自己愈来愈频繁地发作，整个曲线呈急剧上升之势。这样他会丧失对暴力行为的抑制。”
“什么时候他会达到极限？”她皱着眉头问。她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十二时三十分了。
“据电脑推算，”杰哈德说，“是早上六时四分。”
“天哪，”埃利斯看着墙上的钟说，“还剩下不到六小时了。”
在房间另一头，莫里斯已经放下了电话簿，正在和查询处通话：“我是大学医院的莫里斯医生，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找到安琪拉。现在，如果——”他愤怒地挂下电话。“混蛋！”他骂道。
“有什么希望吗？”
他摇了摇头。
“我们甚至不知道本森是否给这女孩打过电话。”埃利斯说。
“不管他给谁打了电话，这个人在几小时内就会遇上许多麻烦。”珍妮说，她打开本森的病历，“看来今晚将会很漫长，所以我们还是忙碌一些好。”
他们必须尽快去检查已知本森常去的地方，在复查了他的病历后，他们分头到各处去寻找。珍妮去本森在劳瑞尔的家；埃利斯去一家叫“杰克兔子俱乐部”的脱衣舞夜总会，因本森常去那儿；莫里斯则去圣莫尼卡的自动电子公司，本森是那里的雇员。莫里斯给公司老板打了电话，后者表示愿意带他进入本森的办公室。他们约定一个小时后回去汇总各自取得的进展。
珍妮来到本森家时，本森不在。两个在本森家后院游泳池嬉戏的女孩子告诉珍妮，几分钟前，她们看见本森穿着医院的制服，拿着一大卷纸和一个金属盒子从这儿走了。“像是蓝图什么的。那盒子像工具箱，里面像有支手枪。”其中一个补充道。
埃利斯在“杰克兔子俱乐部”没有找到本森，俱乐部经理说最近没看见本森，并不停地抱怨本森骚扰他雇来的舞女。俱乐部里灼热、潮湿、恶臭熏人，就像黑暗中野兽发出的热烘烘的气味——本森过去两次的暴力行为发作就是伴随着奇怪的气味而来。
自动电子公司的法利让莫里斯搜寻了本森的办公桌，他说本森是个怪人，而且不喜欢医院。本森从报上得知，大学医院引进了一台新型电脑系统，用于医学研究和帮助做手术，他就把这则消息剪了下来，贴在自己办公室的告示牌上。
现在，珍妮和埃利斯、莫里斯一遍又一遍地听本森手术前与珍妮的对话录音。末了，他们茫然而疲惫地呆坐着，珍妮看着自己列出的信息资料：
本森十二时三十分到家。身体恢复了？蓝图，枪？还有工具箱。
本森最近没有在“杰克兔子俱乐部”露面。
本森对一九六九年七月安装的ＣＩ电脑感到很不安。
“你看出什么了吗？”
“没有，”珍妮说，“但我想得去和麦弗森谈谈。”
凌晨四时三十分，珍妮到了麦弗森主任的办公室。
麦弗森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盯着她，他的目光没精打采，也很疲倦。“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他问。
“通知警方。”
“警方已经接到通知了，我还知道现在七楼上挤满了警察。他们会把他看成一个脑子里有电线的杀人狂。”他叹了口气，又说，“现在他们的目的是逮住他，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更多的东西，他们就会杀了他。我们没有肯定的理由认定他会在凌晨六时失控。事实上，他可能永远不会失控。”
她环视房间四周，看着墙上那些图表，麦弗森就在这里设计着神经精神病科的未来。她知道神经精神病科对他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本森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即使如此，他的立场仍是毫无道理、不负责的，但是现在她该怎么对他说呢？
“珍妮，”麦弗森说，“我想我们仍可以等待，我想本森还有自己回到医院继续接受治疗的可能。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就主张继续等待。”
“如果他不回来，”她说，“如果他在发作时袭击他人，你真的想为此负责任吗？”
“我反正已经躲不掉了。”麦弗森苦笑着说。
珍妮和埃利斯等仍然坚持待在计算中心，看着电脑的预测。时间慢慢地向前推移，渐渐逼近本森发作的时刻……
六时正，他们都站起身来，望着墙上的钟，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钟上的时间到了六时四分，但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电话，也没有消息，什么都没有，六时十分，六时十五分，又过了三十五分钟。电话铃突然响了，珍妮一把抓起话筒。“我是珍妮医生。”
“属于那个——”对方略作停顿，“神经精神病研究部吗？”
“是的。”
“请准备好笔和纸，我希望你把我的话记下来，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安德斯探长。”
她同杰哈德打了个手势，让他拿点作纪录的东西来，同时问道：“你有什么事要问，探长？”
“我们发现了一宗谋杀案，”安德斯说，“有些问题要问你们。”
在日落大街一座破旧公寓三楼的一间卧室里，珍妮见到了安德斯探长。他有三十五六岁，但看上去还很年轻，说话时声音很柔和：“多谢你能来，尸体在卧室里，验尸官也在里面。”
他带路进了卧室。死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性，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头部受到重击，身上被反复刺中。床上到处浸透了血，房间里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房间里的其它地方都乱成一团。共有六个人正在房间里忙着，其中一个是来自验尸处的法医官，他正在填写死亡报告。
那法医官对珍妮说：“你可以看到，罪犯的手段很凶残。死者的左太阳穴位置受到重击，导致头骨下陷并当场昏迷。凶器就是那边的台灯，上面残留的血液和头发样品与死者的完全吻合。”
“那些戳伤呢？”珍妮问。
“戳伤是后来造成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死后才有的。她是被头上的那一击所杀死。”
珍妮看着死者的头。头的一侧被击扁了，看上去就像一个漏了气的足球，使原来那张应该算是漂亮的脸蛋扭曲得不成样子。
“她是在化妆时被连人带椅子打翻在地上的，然后罪犯把她从椅子上抬起来，”法医官举起双手，模仿凶手的动作，“放到了床上。”
“那是个很强壮的人罗？”
“噢，是的，肯定是一个男人。案发前她显然与杀她的人发生过性行为。我们对分泌物进行了检测，血型是ＡＯ型。这个男子肯定洗了澡才走出来杀了她。凶手还拿起某种凶器在她的胃部刺了几下，最深的伤口都集中在下腹部。”
“你找到凶器了吗？”
“没有。”法医官回答道，“不会是什么锋利的东西，但肯定是很坚固——用这么钝的工具能刺得这么深，肯定要用极大的力量。”
“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凶手是个男的。”安德斯说。
“是这样的，我猜想是一种金属物，就像比较钝的开信刀，或是钢尺这类东西。但真正奇特的是，”法医官指着女孩的胳膊、胃部和床单、毯子上的刺痕，“所有这些刺痕排列成一条直线。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持续行为，是无意识举动的自动延续。他就像是某种机器，只是不断地动着，动着……”
“一点儿也不错。”珍妮说。
“我们推测，”法医官说，“这表明凶手处于某种癫痫病发作的状态。”
此时，安德斯把一块金属身份牌递给她：“我们在做例行检查时发现了这个。”
珍妮在手心里把牌子翻过来，上面有这些文字：
本人身上装有原子起搏器，直接物理损伤或接触明火可导致封壳破裂，从而造成有毒物质泄漏。在本人受伤或死亡的情况下，请打电话给神经精神病科，号码是（２１３）６５２—１１３４。
这是他们对本森动手术时，给他戴上的标签牌。
“身上带有这块牌子的人叫本森，”她解释说，“今年三十四岁，患有抑制机能障碍。”
“什么是抑制机能障碍？”安德斯问。
正在这时，一个穿便衣的警员从起居室走了进来。“我们通过所有渠道调查了指纹，”他说，“结果在国防部数据库找到了对应的指纹，这个人从一九六八年到现在一直参与机密电脑工程工作。他的名字叫本森，血型为ＡＯ型，住在洛杉矶。”
珍妮转身问法医官：“关于那女孩，你知道些什么？”
“她叫黛丽丝，艺名安琪拉，二十六岁，在这儿住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