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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令规定所有的酒吧在晚上十一点，也就是打烊的时间，必须停止酒类买卖。这个俱乐部，戴奥真尼斯，是一个单间铺面，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支侧一条狭窄小巷的唱片店楼上。它的主人是一个愉快的、胖胖的、喜欢喝酒的女人，名叫诺拉，不论别人有没有问，她都总是要对每个来客说这个俱乐部叫做戴奥真尼斯，亲爱的，因为她一直都还在寻找诚实的男人。通向俱乐部的门设在一段狭窄的楼梯之上，它是否开着取决于诺拉当时的兴致，也不遵循固定的时间。
人们总是等到酒吧关了门才去那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尽管诺拉总是试图要经营餐饭，甚至乐于给她俱乐部的所有成员发送每月的时事通讯，提醒大家俱乐部现在经营饮食了，也依然还是这样。几年前我听说诺拉去世的消息时颇为忧伤，没有料到的是，上个月当我在游览英格兰的时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阵凄凉，当我走进那条小巷，试图找出戴奥真尼斯俱乐部曾经所在位置的时候，先是走错了地方，然后看见一个手机店的楼上开着西班牙小吃店，褪色的绿布雨篷在它的窗户上投下阴影，上面绘着一幅风格鲜明的画，桶子里的男人，令我甚为震惊。这看起来非常不体面，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戴奥真尼斯俱乐部里没有壁炉，也没有扶手椅，但故事依然还在流传。
在那里喝酒的大部分都是男人，虽然不时有女人穿梭来去。最近有一个颇富魅力的助手将常年在诺拉这里工作，做诺拉的代理，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波兰移民，管每个人都叫“亲爱滴”，而且一旦到吧台后面就擅自大肆喝酒。等到她喝醉了，她就会告诉我们她在波兰的时候是一个真格的伯爵夫人，并且让我们每人都发誓保守这个秘密。
当然，去那里的有演员和作家，电影导演，广播员，派出所所长，还有酒鬼，都是些生活不规律的人，在外头呆得很晚，或是根本不想回家。有些晚上那里可能会有十多个人，有时候会更多，而有的晚上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去，却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只为自己买一杯酒，喝光，然后离开。
那天晚上下着雨，午夜过后俱乐部还剩下我们四个人。
诺拉和她的代理正坐在吧台奋斗一部连续剧。这片子讲的是一个肥胖的却总是高高兴兴的女人，开着一间饮酒俱乐部，而她那个低能的代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贵族，老是在说英语的时候犯错误，令人忍俊不禁。诺拉经常跟别人说，他们那里就跟《欢乐酒店》差不多。她还用我的名字来指称那个滑稽的犹太人房东；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来上一两句台词。
我们当中的其他人都坐在窗边：一个叫保罗的演员（大家都称他作演员保罗，以免把他和派出所所长保罗还有被开除的整形医生保罗搞混，他们都是俱乐部的常客），电脑游戏杂志编辑马丁，还有我。互相都不太熟，所以我们三个都只是坐在窗边的桌旁，欣赏雨滴的飘落，令小巷的灯光笼上薄雾而模糊不清。
那儿还有另外一个人，比我们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年纪都要大许多。他苍白得不像活人，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细细地品着一杯威士忌。他斜纹软呢的夹克手肘部分有一块棕色的皮革补丁，到现在我都还能清晰地记起。他没有和我们说话，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做其他的任何事。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和下面的巷道，然后，时不时地，啜一口威士忌，却看不出一点满足。
几乎是半夜了，保罗、马丁和我开始讲鬼故事。我刚刚向他们讲了一个在念书的时候听来的鬼故事，并发誓绝对是真的：一只绿手的故事。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有时候一些倒霉的学生会看到一只没有实体的，发光的手。如果你看到了那只绿手你很快就会死翘翘。但幸运的是，我们当中谁也没那么倒霉，谁都没看到过它，可是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我们进校之前，有一群十三岁的男孩见过那只绿手之后，一夜之间头发都全白了。据校园里流传的说法，他们后来被带到了疗养院，在那里几乎一周的时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就断了气。
“等一下，”演员保罗说，“如果他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其他人又怎么会得知他们见过绿手呢？我是说，他们也可能是看到了别的东西。”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问这些，现在他向我指出来这一点，的确有些问题。
“也许他们写了点什么吧，”我试探着说，不太自信。
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一阵，然后一致同意绿手这个鬼故事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保罗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他朋友的真实故事，他遇到一个搭便车的旅行者，送她到了她说是自己家的地方，第二天他又去那儿的时候，发现那实际上是片墓地。我说我有个朋友也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马丁说他有个朋友不只是遇到过一样的事，而且，因为那个搭便车的女孩子看起来冷得要命，他朋友便把自己的外套借给了她，第二天早晨，在墓地里，他在她坟前找到了自己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
马丁又去要了另外一杯酒。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女鬼都整晚在郊外四处飘荡，然后搭便车回家，马蒂说没准这些年搭便车的往往是些鬼，活人反倒成了例外。
于是我们当中有一个说，“如果你们想听，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它确是真事——不是朋友遇到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鬼故事。也许算不上。”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唯独忘不掉那一晚，也忘不掉那晚结束的情景。
这就是那晚在戴奥真尼斯俱乐部讲的故事。
当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九岁吧，反正差不离，在一所离我家不远的私立学校念书。我进那所学校还不到一年——不过已经足以让我讨厌学校的拥有者，她买下那所学校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它关掉，再把它所占的黄金地段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就在我离校后不久她就这么干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年多吧——学校关门之后直到它被拆掉重建成写字楼之前，那栋建筑物都空着。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也喜欢窜到那种地方去偷点东西，在它就要被拆掉的前一天，出于好奇心，我又回去了一次。我费尽周折从一扇半开的窗户爬了进去，穿过空荡荡的教室，空气中还飘荡着粉笔灰的味道。那次去我只拿走了一样东西，一幅我在美术课上完成的画，画着一座小房子，门上有一个红色的门环，那铺首看起来就像恶魔或是鬼一样的东西。画挂在墙上，上头有我的签名。我把它带回了家。
学校还开办着的时候，我每天都走着回家，穿过城镇，走过一条阴暗的横切过砂岩地质的小山的道路，路边的林木枝繁叶茂，再经过一座废弃的门房。然后阳光又会透出来，路又蜿蜒过片片田野，最后我就到家了。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老房子和庄园，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颤巍巍空荡荡地立着，等着推土机来把它们和着摇摇欲坠的地基一起铲平，再建成平淡无奇的风景，一栋栋大同小异的精品现代家宅密密匝匝地排在路旁，沿着路一直通向不知何处的远方。
在我的记忆中，回家路上遇到的其他孩子都总是男孩儿。我们之间互不认识，交流起信息来就像是被占区的游击队。我们怕的只是大人们，彼此间根本不怕。三三两两地或是成群结队地跑到一起的孩子们也不见得互相认识。
我记起的那一天，当我正从学校走回家时，在路上阴影最深的地方遇见了三个男孩子。他们正在废弃的门房前边的沟渠、篱笆和杂草蔓生的地方寻找着什么。他们都比我大。
“你们在找什么？”
他们当中最高的一个男孩，瘦得像根竹竿，有着深色的头发和瘦削的脸，说道，“看！”他举起好几张撕成两半的书页，它们一定是从一本非常非常老的色情杂志上撕下来的。那上面的女孩都还是黑白照片，她们的发型就像是老照片里我姑婆那年代的发式。杂志已经被撕得稀烂，碎片吹得满地都是，有些还飘进了废弃的门房前的花园。
我加入了他们追赶纸张的行列。我们三人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找回的纸拼凑起来几乎组成了一份完整的《绅士的最爱》。然后我们翻过一道墙，爬进一个荒废的苹果园，翻看着那本书。很久以前的裸女照片。空气中飘荡着一股新鲜苹果的香味，还有腐烂的苹果即将发酵出苹果酒的味道，直到现在都还让我心里泛起一个念头，不能这么做。
矮一些的两个男孩子，他们都比我大，一个叫做西蒙，一个叫道格拉斯，最高的那个，当时可能有十五岁大吧，叫做杰明。我想他们可能是三兄弟，不过我没有问。
我们都看过那本杂志之后，他们说，“我们要把它藏到我们的秘密基地。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如果你要去的话，可不能告诉别人。谁都不准告诉。”
他们让我往自己的手掌吐唾沫，他们也朝自己的手掌吐，然后我们把手掌压到一起。
他们的秘密基地是一座荒废的金属水塔，坐落在胡同口一处地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们从一个高高的梯子爬上去，水塔外壳刷着暗绿色的漆，内侧的地面和墙壁则覆满了橘红色的铁锈。地板上有一个钱包，里边一分钱都没有，只有一些香烟卡。杰明把它们给我看了看：每张卡片上都印着一个很久以前的板球队员的画像。他们把杂志的纸页放在水塔地板上，又在上头放上钱包。
然后道格拉斯说，“我说，我们接着就回斯沃楼去吧。”
斯沃楼离我家并不远，是路边上一座领主庄园，严重阻碍了道路的规划。我父亲曾经告诉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