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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朝鲜战场上已经见过不少尸体，被炸死的，被烧死的，被射杀的，形状各异肤色不同的尸体，但见到这个形象仍然禁不住惊呼了一声，立即转开了视线。
我听到布莱克怀疑地“嗯”了一声。我转过头来，见到他弯下身子正拨着死者的头，观察颈下的印痕，又拿出卷尺量了量死者的身长。
然后他盖上草帘，直起身来，扔掉手套说：“这是他杀，不是自杀！”
史密斯上尉又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联队部看见联队副王福田，团警备队长周演达，三大队长和三大队警备队长等“证人”都已被召来坐在那里等着。
见我们进来，他们全都露出谦卑的笑容弯腰站了起来。
我怒视了周演达一眼，他赶忙低下头去。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下：“布莱克中尉将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应如实回答。”然后向我点点头。
我以很严肃的口吻翻译道：“布莱克中尉现在开始审讯你们，你们必须老实交待各自的罪行。”几个坏蛋惶恐地抬起头来，周演达站起来试图辩解什么。布莱克看出来了，摆手制止道：“我只需要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我说：“让你们老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只得又坐了下去。我看见他嚼着牙根，心想今天你小子得听我的摆布。
布莱克先提问了死者的姓名、在部队的职务、籍贯、年龄、文化程度。
三大队长说只知道死者姓名。史密斯请郭乃坚递过来死者的战俘卡片。我看见卡片上用英文写着的姓名是张什么，河北什么县什么村的人，６７军的一个班长，２４岁，没上过学。
我便对布莱克说：死者的家乡是个很偏远的老解放区，死者显然是贫苦农民参军的，不会有什么文化。
布莱克点点头，然后问了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又怎么找到了那封绝命书？
那个三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队长来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
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１．７４米高的人吗？没想到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过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
当我也连珠炮似的把这几个反问扔向几个坏蛋时，他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布莱克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
我译道：“布茉克中尉要你们从实招来，否则将罪上加罪。”
见这几个家伙顽固地缄口不语，中尉摇了摇头说：“张，请把他们的供词用中英文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
我立即向郭乃坚要纸笔，他在给我纸笔时趁机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见他泪光闪闪，我的眼圈也一下就红了。我低着头记录完供词，又将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说：“告诉他们，现在改供词还来得及。”
我便翻译道：“你们听着，中尉说了，现在如实招供还来得及，否则等着你们的将是判死刑！”那几个走狗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后又沉默地低下头。
中尉见状摆了摆手，我将供词拍了一下说：“那就签字吧！”那个三大队警备队长歪歪扭扭地签了名。
在把我送回“７１”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我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么高明！”
他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
“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
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
我望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里的诚挚神色，收下了这份“工资”。
回到“家”里，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老孙。领导上决定除了留下两盒香烟给我们开夜车作奖励之用外，罐头分给病号，烟分给大家。
于是，过着烟瘾、吐着烟圈的难友们说：“就盼着咱们的张翻译给多挣点‘工资’回来！”
我详细地向领导同志们汇报了在“８６”见到的惨况和侦破审讯的经过。领导同志们当时就一起交换了看法，大家认为根据《星条报》刊登的和谈消息和我汇报的这个血案，敌人正在大做战俘的文章，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同时要就这个惨案向美管理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当天晚上我们心情沉重地连夜赶写出了一份《向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的严重抗议与严正要求》，揭发控诉了叛徒们在美方指使纵容下屠杀爱国战俘的极其卑鄙、残忍的暴行。坚决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惨案，否则美方必将受到全世界支持正义的人民的同声谴责……
夜很深了，一直陪着我们的顾则圣和李喜尔从伙房端来热气腾腾的肉粥。老顾告诉我们：粥里那点肉是病号同志们硬要把我带回来的罐头打开放进去的。
７０联队难友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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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底，在７０联队（从“７２”调往海边去做苦役的近千名“不稳分子”所组成），我们的同志计划组织一次夺权斗争，以打破叛徒的残酷统治，粉碎敌人愈演愈烈的强迫往难友身上刻字、强迫写血书等政治陷害阴谋。
不幸，他们的计划被叛徒告密，金甫、韩子建、姜瑞溥、续公度、阳文华等七人被美军押回“７２”军官队，日夜加以残酷折磨。
“７２”军官大队的帐篷正对着“７１”，当他们被押到铁丝网边的厕所解手时，被“７１”的同志认出。我们当即向新上任总管杜德将军写了抗议信，要求立即将他们送来“７１”。同时我们每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场上唱歌，以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认出了被两个狗腿子押着上厕所的姜瑞溥。他的脑袋肿得很大，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心痛极了，高声地喊：“瑞溥，坚持下去，我们已向美军指名要你们过来！”
瑞溥听了一下子向铁丝网边冲过来，狗腿子们追上去，只两脚就踹得他在地上打滚。我们大家一起猛喊：“不许打人！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这些疯狗，你们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围上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和我们对骂；另一些继续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气得我跑回屋里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了一场。
１９８１年４月２７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里聚会，纪念我们“蒙难三十周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双手扶着头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想什么吗？你越是喊我，我越难受。我真希望那铁丝网上通得有电流，我好撞上去杀身成仁！”我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饮而尽……
反对血腥“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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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６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找孙振冠。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少校到‘７２’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孙少校安全返回‘７１’。”
我立即到军官大队向赵政委他们汇报。赵政委马上召集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敌人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老孙的安全。
老孙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我随他到了联队部，我要求格林允许我和老孙一起去。他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老孙劝我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７２”走去。
我见大门外果然排满了吉普车，还有一个排的卫兵，一个顶上装有喇叭的广播车。看来确实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难道和谈真成功了？要宣布战俘遣返了？我们能回国了？”想到这里我的心狂跳起来，“老孙你快开完会回来吧！”我返过身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战友都拥挤在小铁丝网里面，眼巴巴地踮起脚向“７２”大门望着。
时间随着心跳一秒一秒地过去，终于（其实只有约半小时），“７２”的大门开了，几个狗腿子把老孙从“７２”大门里推出来。老孙涨红着脸回到“７１”，我没敢问究竟，陪他急忙往回走。突然空中响起了高音喇叭的汉语广播声音：“战俘们，中国战俘们！”我们惊得停住脚步，全世界似乎都停止了呼吸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接着喇叭又响了起来：“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联合国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愿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听完广播大家都懵了，想等着再听一次。
广播又再次重复，忽然对面“７２”喊声大作，我看见许多提着棍子的败类，正疯狂地吆喝着：“回去！都给我滚回去！”挥棒驱赶着已经拥出帐篷来听广播的无数难友。接着在他们的帐篷里、广场上到处响起敲打碗盆的噪声，广播声被淹没了。但在我们这边还能继续听出大意来。
我们都回到房子里，军官队也都过来了。老孙站着眼大家讲了贝尔上校召集开会的情况：
“７２”、“８６”、“７０”的代表都在场，贝尔故意说：“板门店中共代表态度非常强硬，一定要求无条件交换全体战俘。联合国军为了和平，正考虑是否答应中共要求！”这引起了叛徒们好一阵叫嚣，喊口号誓死不回大陆！然后贝尔才说：“不要吵了，联合国军正是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