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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的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故乡，你曾在我梦魂中出现过多少次，现在我多么怀念你！
雅安张家山上的私立明德中学校舍真美，一式的红砖楼房。那个总是带着十字架从加拿大来的老校长在第一学期就熟悉我了。一个早上，教我们班英语的老师——一个美国教士陪着老校长散步，听着我在小树林子里大声郎读英语课文时停下来。他们拨开树丛站在我面前，英语老师扶着我的肩，用发音不准的汉语说：“这是我班上年纪最小又最用功的学生。”老校长弯下腰来在我的光脑袋上敲了一下说：“嗯，这里面能装下好多知识。小伙子好好学，长大当个科学家！”
回忆到这里，我奇怪，同样是洋人，差别怎么这么大！那个美国老师大概没想到他的学生以后会跟他的国家打仗，并且正在用他教的英语去同他的国家斗争！
我还回想起在那个高耸入云的教堂里，听神父传道的情景：那辉煌的大穹顶，四周那雕花窗户上的彩色闪着光，管风琴在教堂里奏出优美的旋律，大厅里回响着深远的回音，比起周围的村舍，真好像是天堂呢！神父宣讲的那段《圣经》我听不懂，但对于“你，如果有两件外衣要送一件给穷苦的人”这样的话我听懂了。
想到这里我又感到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劝人行善，却不能在中国扎根？尽管外国传教士费了很大的劲，像我这样上了六年教会学校，读过全部《圣经》的学生，最终却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化太悠久，还是因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负太深重？
回忆把我带到位于成都附近那风光绮丽的金堂县曾家镇的铭贤中学。尽管孔祥熙是这个教会学校的名誉校长，但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和学校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战乱与流亡的痛苦，连我的美籍英语老师席勒和加拿大英语老师威尔玛特都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抗日热情。
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比较民主，课外活动很活跃，既有基督教的“团契”社团、唱诗班，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壁报社，还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秘密的读书会。那时候，同学们都住校，我学习又不吃力，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参加各种活动。唱歌从圣诗班的宗教歌曲《哈里路亚》到合唱队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演剧从《风雪夜归人》到《放下你的鞭子》；读书从鲁迅、巴金的作品到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从１４岁到１６岁，我在高中这三年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的乳汁，我多么感谢那些文学巨匠送给我的精神财富，多么感谢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文化知识！多么思念学校里那些给我关怀和友爱的师哥师姐！他们现在知道我在监狱里思念着他们么……
如果没有每天早上放风和每天两次进餐，关在巨济岛最高监狱那间小小牢房里会完全失去时间观念，白天黑夜都是同样昏暗的灯光，同样的狱卒在头顶上的踱步声音和同样不时传来隔壁牢房难友的呼噜声。时间冻结了，但我的思维却未冻结，我仍然闭着眼，靠坐在板壁前，抱着腿摇晃着上身，陷入漫长过去的回忆之中。
高中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八·一五”那天，人们是多么欢乐啊！整个成都市都沸腾了，鞭炮声响彻全城。酒一下卖光了，人们不管认不认识在大街上互相举杯祝贺，拍肩拥抱，庆祝民族的苦难从此结束了！谁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是美国兵代替日本兵在沿海大城市耀武扬威、强奸妇女，是美国货充斥市场。
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这个总工程师失业了，家境每况愈下，我考上清华大学后不得不申请助学金。国民党的教育部宣布停止派送公费留学生，我那留学美国在物理学上深造的幻想破灭了，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了！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流传着：“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歌谣，进步的同学把我从图书馆里劝出来连夜写标语、练歌子准备反美抗暴游行；动员我去参加“大家唱”合唱团，动员我参加“民间歌舞社”演秧歌剧；动员我参加系里成立的“戈壁草”读书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大众哲学》等书，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呈现在我眼前！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里，在北大红场上参加三千人《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对敌人军、警、宪、特的镇压，我们愤怒！对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
我在清华园工字厅外的小湖边被吸收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员，在女生宿舍“静斋”后面的小树林里参加了共产党，要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种种人间悲剧而奋斗终生。向往使我年轻的心血沸腾着！
想到这里，我的那些亲密的同学和战友的面影一个个浮现在我眼前，他们那么亲切地注视着我，好像在对我说：“石头，你可要像石头一样坚强啊！”
１９４８年夏天，组织上调我到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受训。我化妆成小学徒，剃光了头，穿上破旧的中式短衫，经天津坐火车到陈官屯，再坐马车前往封锁线。
过了中立区，我走进一个村庄，一个儿童团员盘问了我，把我带到村政府。
“这就是解放区了，让我跪下来亲吻这圣洁的土地吧！”
大概每一个从那黑暗污秽的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都会有这同样的感受。
“有一天当我从集中营释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我肯定会有比这更强烈的感受的！”我闭着眼坐在牢房里这么想着，心里升起了一股神圣的感情激流。
１９４８年八一建军节的动人情景鲜明地来到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五名要回到敌后的北平学生为了从中央转组织关系，由敌后工作培训班的负责人荣高棠带着从泊头镇来到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正遇上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把我们带到会场，介绍给朱总司令、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
当我握着朱老总那温厚有力的大手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朱老总把我们让到那个农民院子的一间土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在递给我西瓜时还问是哪里人。当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时，他笑着说：“你是我的小同乡，你这么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幸运！”
“朱总司令，现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后悔参加革命。我一直记着您对我说的参加革命很‘幸运’这句话。这个幸运是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获取的！”
从解放区再次通过封锁线，坐船从大清河抵达天津。回北平后，我被安排在傅作义公馆，傅冬菊同志对她爸爸说我是她同学。我们党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变成掩护共产党的“窝子”！
冬菊同志为我买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莹祥又向她在银行当协理的父亲要钱给我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
１９４８年秋的大上海混乱萧条！那些睡在霞飞路梧桐树下拖儿带女的难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难不会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市委遭敌特破坏而无法联系，我失去了党的领导，只好独立作战。我去闯过华銮山找游击队，也去乐山县、广安县找过党组织，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借读物理系，总算通过我在该校当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党外围组织，投入了川大的学生运动。
想到那段岁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党组织一方面很重视我这个从清华大学来的“学运老手”，让我参加“方言歌舞社”活动，一方面又派人监视我，担心我是“红旗特务”！而我却如鱼得水，把我在清华从事学运的经验、方法都用上了。我们排练了许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场“年关”，我们的演出感动了那么多观众！
１９４９年４月９日晚上，声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会结束时，在川大广场上我们组织了上千人的《团结就是力量》集体舞，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啊！
１９４９年“四·二○”大逮捕之后，地下党组织让我们撤退到乡下。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个小组住在市郊牧马山上的一个地主大院里，学习革命理论。在共同的斗争和学习中，我们结下了那么深的兄弟姐妹情谊，即使在阴暗窒息的牢房里，我也能感到它给我带来的温暖！我深信他们正在远方祝福着我，祝愿我以最大的坚毅去迎接最严峻的考验！
也正是在牧马山那个庄园里，Ｍ和我确定了爱情关系。
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一直让她跟我一起下乡搞农运，上山打游击，我们的感情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迅速成长起来。现在她是否也在想念我呢？
最后，我想起在四川解放前夕那段经历对我的成长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我现在之所以能够比较坚强地去战胜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一切艰难困苦，不能不说得益于那时的锻炼！
开始我到双流县红石乡去当农民，发动贫雇农参加革命，后来周鼎文同志重新吸收我参加川西地下党组织，叫我创办山西地下党报《火炬报》。白天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夜里通过秘密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连夜刻印报纸，再步行几十里送到接头地点去。联络站遭到特务破坏后，我连夜走百里路通知各据点的战友们紧急撤退。
我们撤退到名山县，在周戈西同志领导下准备成立游击队。我以“刘伯承派出的代表”的名义到乡政府去做统战工作，还深入到总岗山的土匪山寨里去动员土匪武装加入反蒋行列，参加游击队。１１月川康边区人民游击纵队成立后，我们在邛崃山区里为堵击胡宗南部队逃往西康、云南，进行了艰苦行军作战。
所有这些革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