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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有的难友却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楞楞地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则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站在我两旁的持枪的美军，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ＷＨＡＴＡＲＥＹＯＵＳＰＥＡＫＩＮＧ？”（你在说些什么？）
我用英语回答他：“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否则会引起胃疼。”
另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大拇指说：“ＯＫ！”（好！）
我不禁心中一乐，外语也是一种武器呢。
最后一名难友领过饭后，那个黑人士兵拿起两个饭团给我——表示“以资鼓励”。我没有拒绝，回到难友身边便把其中一个掰开，分给了几个小鬼。
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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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来得及品尝那种大麦米掺豌豆面的“美味”，整个饭团就吞没了。正当我后悔不迭时，那位美军少尉领着一个大胖子美军上尉进了铁丝网来到我面前，指着我说：“就是他会讲英语。”
胖子上尉端详我一会儿，伸手对我勾了勾食指说：“你，跟我来！”
看样子来者不善，我的心狂跳起来。
上尉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时，顺手拎起条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他说看见我这个模样很难过，他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在昆明出生的，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布鲁克斯，父亲是美国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似乎为了证实他有中国血统，又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这既出乎我意料，又引起我的警惕。我不由得抬起头来，从他那高鼻子蓝眼睛里看不出一点黄种人的血统，但从那眼光里却又看不出欺骗和伪善的痕迹。“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我思忖着。
接着他又用英语问起我的姓名，哪里人？父亲从事什么职业？在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心想这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如实地告诉他。便回答他：“我是四川人，父亲是工程师，我学的是物理专业。”
他又问：“你的英语发音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一直是上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师就是美国人。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父母该是基督教徒？！”他有些高兴他说。
我停了一下，心里飞快地转着念头：“你错了，我考教会学校只图它教学质量好。你也别以为教会学校培养的都是洋奴！”接着我想起了“应以灰色面目来迷惑敌人”的地下斗争策略，便说：“连我自己也是个教徒呢！”
布鲁克斯显然更高兴了：“你看你，怎么又跟着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
“不，我是志愿来的！”
“那你是上了当了，共产党就会欺骗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
“但我不能不爱我的国家，就像你也爱美国一样。”
“那当然，但你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谁好呢？”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政治不感兴趣。见解当然也有些，只不知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那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于是我列举了解放后物价稳定，交通恢复，社会秩序好转，学生也能安心读书了等等事实。
他听完沉吟了一下说：“张，我欣赏你的诚实，但你太年轻，不懂得政治，你应当继续求学。”
“我本想打完仗就回去继续上学的，现在不可能了！”
他提高了声音说：“不，完全不，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我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
这个建议真使我大吃一惊。我的脑子又紧急动员起来：“要是答应他，我以后大概得上飞机对我军喊话吧？那我就劫持飞机去东北！不，这太不现实了，搞不好被弄到特务机关去当间谍就完了！看来只有和难友们在一起才有可能开展斗争，但要找个适当理由拒绝他。”
于是我说：“感谢你的好意，但我的未婚妻在国内等着我呢，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你忠于自己的爱情，我不能阻拦你。但这太遗憾了！战俘生活对你会是很苦的，如果你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拿我的介绍信交给押送你的美国兵，他们将立即送你去第八军司令部。我们现在主要是跟中共作战，很需要你这样水平的汉语翻译。”随即他签名写了个条子给我，又送我两块巧克力，还让我把毯子带回铁丝网里去。
送我走到铁丝网门口时，布鲁克斯又对我说：“张，现在我派不出翻译人员来管理这么多中国战俘，就请你在战俘营里担任翻译协助我们的管理工作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于是我欣然点头同意了。
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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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铁丝网内，我开始按照解放前从事地下斗争时党教给我的策略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方针。我决定以当“翻译”来接近敌人，了解敌人对我们的意图，来掩护我在难友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我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爱国主义小组”，以便作为核心去团结难友们坚持爱国气节和共产主义信念。估计团里的领导也未能突围出去，还应尽快找到我们团的党委领导，把自己的打算向领导上汇报请示一下。想到这些，我的颓丧心情完全消失了，种新的、跃跃欲试的激情在心里升起。
一阵低低的啜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近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在哭。我把那床毛毯披在他身上轻声问他是不是想家了？他说：“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大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伤口又踢出血了！”
“你回答得太好了！你是个硬骨头，别哭了。”
“我不怕痛，我是想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我安慰他说：“和谈即将开始，交换俘虏有望。”又告诉他：“现在咱们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虐待。”
我想把他发展为我的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成员，便告诉他怎样观察难友们的政治态度，怎样开展反对背叛祖国、鼓舞大家坚持信念、争取交换回国的斗争方法。他高兴地笑了。他就是后来使叛徒们胆战心惊的硬骨头姜瑞溥。
当天，我还和我们团宣传队那些一起突围的小鬼做了个别谈话，告诉他们回国有望的情况，鼓舞他们振作起来准备向敌人进行斗争，也想把他们发展为第一批爱国主义小组成员。我告诉大家：万一被敌人分开关押，各人就要独立斗争，独自去发展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这批战友后来绝大多数坚持回到了祖国。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８日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被叫醒，分别被押上了一长溜汽车。布鲁克斯走来对坐在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室里的一个美国军官说了些什么，那军官下来和布鲁克斯一起走近我所在的这辆车。布鲁克斯指着我对那个军官说：“他就是张，到水原后你将他带给克劳斯中尉。”汽车发动了，布鲁克斯对我喊道：“张，你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我点点头。车子走远了，我回头看见他还在向我挥手。
车队在婉蜒的山路上行进。从东边山顶出现了发白的曙光，我判断出我们是在向南走。迎面刮来的寒风使我瑟瑟发抖，我紧紧地靠在站在我旁边的难友、我们团的作战股长韩洛夫身上取暖。他索性打开棉军衣把我裹在一起。
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你要是能生还祖国，请向部队汇报我的情况，申请个烈士证寄回我家。我家在山西……”我没等他说完就反过身来紧紧抱住他说：“韩股长，就这么自杀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机会时咱们夺了敌人的枪，拼它一场赚个本！”我又指着前面山路上几十辆亮着灯的车队说：“你看，咱们这么多的战士都被俘了！咱们是党员，是干部，自己要寻死容易，谁去照顾他们，谁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俘生活呢？”他痛苦地低下头，被我紧抱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车队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驶去。
“离祖国愈来愈远了！”我仰望着北方，试图寻找那颗北极星，但北边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布着阴霾。
第五章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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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敌人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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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８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
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军衔、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
这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