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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约柜-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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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受到了《国王的光荣》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海伦·阿道夫就这样认为),而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约柜的最后下落是在埃塞俄比亚,因为他已经用密码的方式,把这个信息编制在了《帕西法尔》里。因此,《帕西法尔》就是一幅文学的〃寻宝秘图〃,它把圣杯作为约柜的一个秘密代码。
  沃尔夫拉姆一直沉迷发明巧计,热衷于创造一些文字戏法,既让人困惑难解,又令人兴味盎然。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他制造的大多数假象,也看破了他经常使用的那些骗术,其目的是诱使读者远离隐藏在故事核心的那个秘密。因此,看到书中以下的描述,我并不感到困惑——寻找圣杯的人并不是法莱菲兹本人,他最后也没有获得找到这件珍贵古物的荣誉。因为这个结局会显得太过直接,分明是个指示箭头。何况,沃尔夫拉姆也不能容忍一点:一位黑种女王的一个异教混血儿,成了一个浪漫传奇里的英雄,而这个传奇原本是为了愉悦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徒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位聪明的德国诗人会完全满足于一个结局:让纯粹白种、品格高洁的帕西法尔去赢得那只虚构的圣杯,而这正是他的大部分读者惟一感兴趣的事情。同时,在为数不多的有识者看来,指示通往约柜之路的人,却应当是那个〃亲子〃法莱菲兹。
  不过我也懂得,要支持这个假设,我还需要更扎实的证据,而不能仅仅凭借一系列巧合——无论这些巧合显得如何意味深长,如何引人入胜,都是如此。于是,我展开了一项耗费脑力的工作,再次仔细研读《帕西法尔》。
  我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根据我前几次阅读,我记得法莱菲兹最后娶了勒庞斯·德·索娅。她就是携带圣杯的那位完美纯洁的女子,她仿佛笼罩着圣洁和力量的光环,她始终在故事中时隐时现。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它虽小,却意义重大,被隐藏在一条我以前没有发现的线索里:在沃尔夫拉姆提供的大团圆结局里,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姬有了一个儿子,名叫〃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
  当时,在彼时彼地,我要是能证明那块〃圣杯之地〃(TerseSalvaesche)其实就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那块国土,那就太好了。这样一种直接联系,至少能有力地支持我提出的那个理论,即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就是一张〃寻宝秘图〃。但遗憾的是,《帕西法尔》里连半点能证实这个见解的东西都没有:书中提到那块〃圣杯之地〃时,只使用了最虚幻、最朦胧的语言,根本无法表明它的国王就是〃祭司王约翰〃。
  我几乎都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了。我满心乐观,大步走进了一条令人极度失望的死胡同,却突然发现了另一部中世纪德国史诗,而其中的祭司王约翰确实成了圣杯的守护人。
  那部史诗名叫《小提留莱尔》(Der Jungerer Titurel),其风格非常近似《帕西法尔》,以致许多学者曾长期把沃尔夫拉姆看作它的作者(从13世纪起就有这样的看法)。不过,在比较晚近的时期,人们发现它的真正作者是位比沃尔夫拉姆稍晚一些的作家。据说,这位作者名叫阿尔布莱希特·冯·莎芬伯格,他在1270年…1275年期间(即沃尔夫拉姆死后15年左右)编纂了《小提图莱尔》,其依据是沃尔夫拉姆以前没有发表过的作品片断。的确,阿尔布莱希特的作品和他老师的实在太像了,以致他本人曾被当成了沃尔夫拉姆,〃不仅采用了他的名字和题材,而且采用了他作为叙事者的写作风格,甚至承袭了他笔下的人物经历的细节。〃
  我知道,中世纪文学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那就是:后代作家往往喜欢续写和完成其前代作家的作品。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本身就来自克雷蒂昂·德·特罗耶写的圣杯故事。现在看来,为这个故事提供一个结局,一个在圣杯最后安放地找到圣杯的结局,这个任务被留给了第三位诗人阿尔布莱希特。
  《小提图莱尔》里明确宣告,这个最后安放地就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那个王国。我认为,在有关圣杯的文献中,这样的宣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仅如此,这个消息还是沃尔夫拉姆的一个追随者提供的,此人似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得到沃尔夫拉姆本人的笔记和札记。我认为,这恰恰就是某种迂回机制,它是那位〃大师〃建立的,其目的在于:既不必在《帕西法尔》里过分直露地写出他的埃塞俄比亚秘密,又能确保把那个秘密传递给未来的一代代人。
  这个结论也许是合理的,也许是不合理的。然而,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具有学术上的优势,不如说在于一个事实:它鼓励我去认真对待沃尔夫拉姆关于〃祭司王约翰〃的简要叙述,因而把我的调查继续坚持下去。而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项调查虽然耗费精力,最终却得到了可观的成果。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沃尔夫拉姆提到〃祭司王约翰〃的时候,他头脑里想到的到底是不是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呢?
  最初的迹象表明,他并没有这样想。其实,他明确地宣布说,〃祭司王约翰〃出生在〃印度〃——书里说,法莱菲兹显然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而经历了《帕西法尔》里描述的那些冒险之后,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妮便回到了这个国家。为了使这幅图画更加复杂,同一段里又接着说道,〃印度〃(India)也被称为〃特里巴立包特〃(Tribalibot,意思是:我们这里叫它〃印度〃,这里就是〃特里巴立包特〃)。
  我查阅了前面的一些章节,发现其中有些段落把法莱菲兹称为〃特里巴立包特之王〃。这个叫法是一贯如此的,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儿子〃祭司王约翰〃最终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了特里巴立包特/印度的国王。不过,我却几乎无法忘记,法莱菲兹本人就是〃扎扎曼科〃王国女王贝拉坎妮的儿子。因此,我知道沃尔夫拉姆把法莱菲兹称作〃扎扎曼科之王〃的时候,丝毫不感到奇怪。
  根据这些五花八门的古怪称号,我能得出的惟一合理的结论是:〃扎扎曼科〃、〃特里巴立包特〃以及〃印度〃,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埃塞俄比亚呢?假设沃尔夫拉姆写作时始终想着印度次大陆(因为他确实说出了〃印度〃这个名字),这不是更合情合理么?
  我决定去追溯〃祭司王约翰〃的真正来历,看看能否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更多帮助。
  一位真正的国王
  我发现,12世纪之前还没有〃祭司王约翰〃这个名字。而12世纪时,欧洲十字军曾连续占领圣城耶路撒冷八十多年1187年他们被阿拉伯人赶走)。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第一次提到〃祭司王约翰〃,大约是在这个时期的中期,即出现在1145年弗雷星根的奥托大主教撰写的《编年史》里。这位大主教说自己是从一位叙利亚教士那里得到有关消息的,在他的《编年史》里提到了某位〃约翰,国王兼祭司(rex et sacerdos)〃——他是基督徒,住在〃最遥远的东方〃,统帅着众多军队,看来他是打算把这些军队交给耶路撒冷的保卫者支配。据说,这位〃祭司王约翰——如此称呼更便于人们知道他的身份〃富甲天下,连王杖部是纯翡翠做的。
  后来到了1165年,欧洲广泛流传着一封书信,据说,那是祭司王约翰的亲笔,写给〃各位基督徒国王,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曼努埃尔皇帝和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这封信里充满了最荒诞无稽、最超乎寻常的措辞,宣布祭司王约翰除了拥有这一切之外,其国土还〃因有众多印度人〃而被分成了4个部分。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写了一封信给〃最亲爱的基督教教子约翰,神话般的、尊贵的印度人之国王〃。
  这位教皇虽然知道自己是在回信给1165年那封书信的作者,但还是明确表示,他还从另外的来源了解了这位约翰的有关消息。例如,他提到了祭司王约翰的私人医生〃菲利浦大夫〃。据说,祭司王约翰的使臣在耶路撒冷见到了这位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作〃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的使臣表达了国王的一个意愿。甚至在1165年的那封书信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意愿,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里修建一座圣堂。教皇对此做出了以下答复:
  汝之所为乃无比高尚慷慨之举,汝愈少自诩财富及权力,吾辈便愈愿将汝之心愿,即在耶路撒冷主之圣墓教堂建造(祭坛),视为汝之特殊奉献。
  这些12世纪的文献里有许多疑团,但其中有一件事却很清楚:祭司王约翰在位的最初时期曾被明确地和〃印度〃联系在了一起。我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于是断定这是真实的,因为文献里反复提到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土是〃印度〃,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几个叫〃印度〃的地方。
  不过,这些中世纪的有关权威作者显然没有一个知道那个〃印度〃(或者那些被叫作〃印度〃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同样明显的是,它们提到〃印度〃时,很少是指印度次大陆,而大多指的是其他某地,或许在非洲,或许在别处——只是看来谁都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个地方。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渐渐弄懂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大致来源:在最早提到祭司王约翰时期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术语混乱了,那就是经常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混为一谈。其实,从公元1世纪开始(当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就曾写过:在〃印度〃的尼罗河涨水),至少直到马可·波罗时代(当时印度洋沿岸所有国家都仍被叫作〃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印度〃这两个术语一直在互相换用。
  这方面的一个古代实例,出自于公元4世纪拜占庭神学家鲁菲努斯的著作。他编辑过一本详细讲述埃塞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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