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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的裘德》中的主要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离经叛道的精神。裘德对神灵的裘渎是对基督教文明的背叛。这表明他已背叛了上帝，他已和旧的传统道德分道扬镳。裘德和淑为了真正的爱情，不顾世俗偏见而勇敢地生活在一起更是他们离经叛道的体现。哈代塑造裘德、淑这些离经叛道式的人物的目的，是对十九世纪的小说宣战。例如淑和裘德热恋的时候哀叹他们“早生了五十年”。在哈代看来，淑和褒德的这种爱情在五十年后会完全合乎时代潮流并为人们接受，裘德和淑感到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受封建传统制约的维多利亚时代。
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掌握了人物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的社会内涵，努力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无名的裘德》没有把善与恶的斗争作为小说的主题，这里既没有白壁无暇的圣徒式人物，也没有罪行滔天的匪徒式人物。裘德、淑、费劳孙等人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由他们的性格和信仰所决定。而这些人物的性格和信仰或多或少都具有现实的意义。《无名的裘德》中的主要人物的结局往往都是悲剧：裘德死了，淑过着痛苦的生活。主人公的悲惨结局使书中透出一股十分悲凉的气氛来。这与哈代的名著《德伯家的苔丝》是一样的。
在《无名的褒德》中哈代摆脱了他早期的创作，他几乎彻底抛弃了把大自然和乡村作为他书中人物生活背景的手法。同早期的作品比较起来。这部小说很少对景色进行诗意焕然的描写。《无名的裘德》共分六部分，每部分都以名作标题，可是没有一处真正意味着情结粘连在这个地方。自古以来的延续不断的感觉没有了，依附在土地上的生活方式没有了。因此除了一些散逸着的回声之处，他们那滑稽土气的合唱也没有了。书中主要人物，犹如水上漂萍一样，毫无根基。他早期作品中的威塞克斯在这本小说中，随着经济力量和工业力量的侵入，早已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小说仍十分接近于创作上的重大突破。凯恩林·巴切勒说：“从本质上讲，《无名的裘德》不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是这两个人的悲剧。因为他们无法充分理解他们这种深厚感情的实质，以便根据这深厚的感情行事。”
凯思林·巴切勒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研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种深层关系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新领域。现成的小说形式能否囊括这种关系是值得怀疑的。哈代在人们十分保守的时候就对淑和裘德两个人之间既有感情、又有差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探讨，这不能不算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此外，在《无名的裘德》中，为了把他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社会的广泛见解也囊括进去，哈代使用了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更为直率、更为真实的语言。他还以一种洒脱的态度，采用自成一格的戏剧性讽刺和巧合手法。这种手法一方面使讽刺和巧合异乎导常地夸张，另一方面也使它们特别有力。有时甚至采取一种极其诙谐和嘲弄的口吻。正因为如此，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对社会的谴责比起《德伯家的苔丝》来更为深刻彻底。因此一位现代评论家道格拉斯·布朗指出，由于写了《无名的裘德》，哈代“就进入了悲剧心理小说家的行列，与乔治·爱略特、亨利·詹姆斯并驾齐驱了。”
环绕在丰碑周围的花环
哈代平素写作勤奋，著述甚丰。他一生中共写有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没有出版）。除了以上谈到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外，还有《穷汉与贵妇人》（1867年写成，未出版）、 《铤而走险》（又译《非常手段》、1871）、《绿树荫下》（1872）、《一双蓝眼睛》（1873）、《远离尘嚣》（1874）、《伊沙贝塔的才能》（1876）、《还乡》（1878）、《号兵长》（1880）、《冷漠的人》（1881）、《塔里的两个人》（1882）、《卡斯特桥市长》（1886）、《林地居民》（1887）、《心爱的人》（1896）等。这些小说虽然不如 《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那样光照世界文坛，但其中亦不乏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珍品，比如说《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林地居民》等几部作品就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哈代作品的风格、技巧以及作品中透射出来的悲天悯人的个性，都能从中得到体现。而且，我们还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中看到苔丝或裘德的影子。当然。由于作家本人在写作水平和思想观念上的局限性，其作品也不全是尽善尽美的。甚至有不少作品出来后反应平平。他的处女作《穷汉与贵妇人》就因为艺术水平与思想方面的欠缺而始终未能得以出版。便是他中壮年艺术风格日渐成熟时写的《号兵长》、《冷漠的人》和《塔里的两个人》，出版以后都曾令人失望，以至于使作者对自己适不适于写小说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最终随着《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两部巨著的先后问世而被否定。
哈代在抒写鸿篇巨著的同时，还间或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一生共写短篇小说十七篇。如果把他的长篇小说比作世界文学园地中的参天大树，那么，短篇就成了散布在这些高大树木周围矮小的花草，把哈代在世界文学园地中占据的这块土地点缀得更加美丽富饶。让人留连望返、长久驻足。
把“三角旗钉到钉到桅杆上”的小说——《穷汉与贵妇人》
1868年夏季的一天，酷暑笼罩着英国的多切斯特市。市民们都对这燥热的天气感到烦躁不安，不过，年轻的哈代对此却不在乎——他的心被一股喜悦与欣慰的热流充溢着，他花费两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穷汉与贵妇人》，终于脱稿了！要知道，这是他一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呀！数百个日日夜夜的劳累与艰辛，终于通过一大摞誉写得工工整整的稿纸得到慰藉与满足！虽然说作者以前曾发表过随笔《论花砖和陶瓦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和充满幽默笔调的半自传体短文《我怎样给自己建造了房屋》。但那些毕竟只是小打小闹的东西，怎么能与这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著相比呢？
然而，正当作者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却收到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退稿信，这无疑是给热情洋溢的作者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自尊心极强又很坚韧的哈代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又把稿子寄到伦敦另一家大型出版公司——恰普曼出版公司。结果，同样的命运又降临到他的头上，这时，哈代年轻的发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怀疑，但他实在又弄不清症结究竟在哪里。带着这个疑问，哈代前去拜望恰普曼出版公司的文学顾问、著名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梅瑞狄斯看出了稿件中闪烁着作者天才的火花，但他却不赞成《穷汉与妇人》的原稿。
根据哈代本人的回忆，梅瑞狄斯极力劝告他：初次前去航海，不要那么坚决地“把自己的的三角旗钉到桅杆上。”梅瑞狄斯坦率地警告哈代，如果他的这部小说照原样问世，初出茅庐的作者势必会遭到书报评论家的攻击，他的前途至少是创作上的前途——也就要毁了。最后梅瑞狄斯还建议哈代改写这部书，“使它非常柔和”，或者另起炉灶，写一部“以纯艺术为目标，加上比《穷人与贵妇人》更复杂的情节的新小说。”（摘自《哈代回忆录》）
哈代吃了出版商的闭门羹，不得不放弃《穷汉与贵妇人》的出版。首战的失利对哈代打击很大，他亲手撕毁了小说原稿，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据哈代夫人后来回忆，这部撕毁了的长篇小说是“对地主和贵族阶级、对伦敦社会、对资产阶级庸俗性、对现代基督教、对教令复兴、对整个政治环境和私人道德的大规模的戏剧性的讽刺作品……作品的倾向是社会主义的，更正确地说，是革命的……”，（摘自《哈代回忆录》）。
由于哈代撕毁了手稿。这部作品没有得以保存和流传，但它的情节是有人加以记录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的道塞郡和伦敦。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农家出身的天资聪颖的少年。从小在乡村学校受教育，学习建筑。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制图工，只身前往伦敦，在一个著名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凭着自己聪颖的天赋和农村孩子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少年得到了建筑师的重用，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少年的父母在一家地主的庄园里耕种，穷小子跟地主的女儿——年轻的贵族小姐逐渐萌生了爱情。小伙子垂青贵族小姐的青春与美貌，俏小姐渴慕穷小伙的胆识与才华，然而，门户的差别和所受教育的不同一开始就给这份恋情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果然姑娘的父母觉察到女儿与穷汉之间“荒唐”恋情时，愤怒异常。他们觉得这有辱自己的“门庭”，千方百计拆散这一对不“般配”的情侣，当女主人公满怀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这位人穷志不短的心上人在伦敦重逢时，意外地发现她的意中人正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在长期保守主义传统教育的影响下，这位贵族小姐对自己的情人所做的一切感到不可理解。她对他的激进的变革观点也持否定态度。特别是情人在特拉法加广场向大批群众所作的颇具“煽动性”的演说，更使她精神上受到莫大的侮辱。信仰的差异与志趣的难以投合终于迫使她跟少年建筑师断绝了关系，贵族小姐随即做了行动和精神上双重回归，重新投进“慈父”“温暖”的怀抱。精明的父亲最终给女儿物色了一个邻近大地主的继承人。结婚前夕，男主人最后一次遇疯姑娘；她对他坦白说：虽然她心里爱他，但是父亲和社会的要求比她的柔情更有力量。
哈代有一首与小说同名的诗，收在晚期抒情诗集《人生小景》（1925）里。作家在这首诗中又描写了男主人公的个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