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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始终如一，这让芭斯希芭深受感动。她终于解除了心中的壁垒和偏见投入了加布里的怀抱。
小说虽然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但书中的人物有的死了，有的疯了，悲剧气氛很浓，这无疑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并没有单纯地把它归结于人性的悲剧。而是把这一悲剧推到更为广阔的、适宜产生悲剧的社会环境之中。当时的社会环境表为明，理想化世外桃源已经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悲剧也便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小说的标题倒是给读者提供一条远离悲剧——即“尘嚣”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文明——的路途。这无疑是提醒我们注意作品所描绘的一组对比——“城市”生活的不道德跟仿佛“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疯人”的乡村世界的纯洁无垢之间的对比。“远离尘嚣”这句话是从英国著名诗人托·格雷的《在农村墓地所作的哀歌》中摘录出来的，它在哈代的笔下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作家把小说的故事发展放在前一部作品（即《绿树荫下》）的四十年之后，决不是偶然的。
《绿树荫下》描写的事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当时某些地方还保持着十九世纪甚至还更早一段时期的风俗习惯。这使作家容易完成保护英国农村宗法基础的任务。而 《远离法嚣》的故事是在1869—1873年间展开的。时间变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改变了，斗争的结果也不同了。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正面人物的描写开始有了变化。其显著表现之一便是主人公命运的意义重大的“分裂”。如果说，从哈代的观点看来，加里布的历史应该证实他对主人公命运的乐观看法，那么，范妮·罗宾——一个纯洁而又朴素的、被勾引她的特洛伊所哄骗的、注定走向死亡的姑娘的历史，则预示着哈代晚期作品主人公的前途，这表明作家生活理解上新的悲剧观点已经产生了。
古老关系的世界，从内部和外部都被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文明无情地打破了哈代心中非常喜爱的宗法关系的诗意的幻想。然而作家依旧以为，只有接近人民和摒弃“疯人”的利己道德，才能够拯救人类的尊严。不过，哈代的主人公要捍卫自己正义的、富有人性的要求确是越来越困难了。
芭斯希芭利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自己的农场，奴役贫农。加布里·奥克始终如一地爱芭斯希芭，却又不得不在长时期内忍受节俭而调皮的女主人的欺凌，因为他不仅在感情上跟女主人难舍难分，而且他知道，雇农到处都处于受歧视的境地，而单靠他自己又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感到力不以心。在这里，现实主义者哈代从发展中揭露希芭斯芭的性格，确定改变物质条件跟人的道德水平的直接联系。小说中芭斯希芭是一个性格颇为复杂的女性。她任性、娇生惯养却又资质善良，当上农场主后，她便忘掉了其他人的贫苦和不幸。她对加布里的态度也挺有趣。她不接受他的爱情，但长期把他留在身边不放，因为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经验丰富的工匠，对她的农场有益处。芭斯希芭对纨绔子弟特洛伊的爱慕，则又显示出她的虚荣、浅薄与处世经验的不足。不过在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下，这位女子仍然能跟威塞堡的普通居民和睦相处，已是颇为难能可贵了。依照哈代的想法，女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活泼的性格特征便使得她及时从虚幻的梦境中惊醒，适时地在加里布身上发现了在丈夫特洛伊身上求而不得的那些优良品质。
在这部小说里，特洛伊的形象描写得非常出色。他是厚颜无耻、道德败坏、冷酷无情和粗俗人格的典型体现。特洛伊头脑空虚，不讲道德，不近人情，善于投机钻营，逢迎拍马，阿谀奉承，动人的仪表下包藏着丑恶的灵魂。他善于扮演浪漫式的失意情人角色，变成了芭斯希芭的丈夫。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也随着特洛伊闯入了“远离尘嚣”的世界。哈代通过特洛伊无情地揭穿了所谓“文明世界”的虚伪性。
在这方面，范妮·罗宾的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哈代在自己的笔记里谈到“世间常识”的时候，发表了如下思想，在作了“社会伟人”时，人性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利己主义的世界里，正是贫穷和“高尚的精神把人们送进贫民收容所。”
哈代在谈到乡下浪子仿佛“依照传统”勾引民间姑娘的时候，不是责难特洛伊，而是把矛头指向根本敌视天赋人权的整个生活方式。范妮不仅是特洛伊的朝秦暮楚的下流情趣的牺牲品，而且首先是残酷的社会的牺牲品。
范妮·罗宾的历史是哈代所写的正面人物悲剧故事的第一个草图。不难看出。在处理这一人物形象时，作家明显地赋予她人道主义的主题。这一主题在他以后的作品里屡屡闪现，到 《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这种人道主义主题达到了顶点。
此外，《远离尘嚣》这部小说还表现出作家坚定不移地相信精神力量，相信普通劳动者愿望的正确性。作品的主人公雇农加布里·奥克克服了不少障碍以后，仿佛获得了幸福。但是，作者本人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严肃、更加警惕了。在叙述具有悲剧性社会波折的总的广阔背景中，这一情节线索的团圆收场就完全是假定的了——至少不能说加布里·奥克是当时农民命运的典型代表。
理想的热望与绝望情绪的交织——《还乡》
《还乡》是哈代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在历经《穷汉与贵妇人》的夭折、《铤而走险》、《伊沙贝拉的才能》的沉默、《远离尘嚣》的成功之后，作家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日趋成熟。1878年秋，《还乡》脱稿，不过它得以出版面世，则是在两年之后。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它靠作品中主人公理想与绝望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雄浑深厚的底蕴而震撼人心。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克林·姚伯是一个颇有经营头脑的青年珠宝商。他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巴黎腐朽奢华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于是便还乡过宁静安逸的农村生活，并准备献身教育事业。但他的新婚妻子尤思塔西亚则希望离开沉闷单调的穷乡僻壤——埃格登荒原，到繁华的大都市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她正是抱着这一目的才同克林结婚的。
尤思塔西亚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子，她美艳绝伦，像“夜的皇后”，有火一般的激情，但性格任性放荡、独立不羁。她亲口说，她一生最大的厚望就是让男人爱得发狂，爱情是她最大的慰藉，“只有爱情才可以解除她的岁月里腐蚀她的那种寂寥。”到巴黎去享受“城市快乐”是她的宿愿。她对丈夫克林感到十分失望。因为他既不能满足她永无厌足的情欲，又不能带她离开埃格登荒原。在极度的失望中，她毅然同婚前与之相爱的青年韦狄——克林的表妹夫——私奔，结果两人在通往巴黎的路途中溺水而死。
与之同时，克林在家乡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也遭受挫折。因为农民不懂得教育的重要性，不支持他的活动。他失去了妻子，也失去了追求理想的热情，最后当了传教士。在经历了人生过多的失意之后，他疲倦地说：“我们不能打算在人生舞台上光荣前进，只能计划不丢脸地退出人生舞台。”
《还乡》有别于哈代以前六部长篇小说的显著特点，就是他创作的悲剧主题大为增强了。作品中到处充盈着对人民现存生活条件极度不满的感情。精神世界的燥动不安，以及对理想的热望与绝望情绪的交替，是这部书的主人公的显著特点。
这部长篇小说描述的重点是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克林·姚伯和尤思塔西亚，他们在不同的方面体现着对世界混乱现象的抗议思想。但是，二者抗议的性质和积极理想的实质是根本不同的。
克林·姚伯在童年时代就模模糊糊地梦想着为公共福利做些有益的活动。他在伦敦和巴黎两个巨大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心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资产阶级疯狂攫取金钱的原则充满敌视和反感。这种心情的产生，使他在都市中迷失了目标与方向。于是，他在精神上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
克林回归故乡埃格登荒原后，指望在这里找到新的力量和生活的真正意义，他亲眼目睹了埃格登劳动者极端贫困和备受压迫的现实，从而充满了对人们困顿生活的忧虑和同情。于是，他自觉地为同乡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进行积极的活动。
然而，克林的教育计划是站不住脚的。他很悲惨地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哈代深刻而客观地揭示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克林深入私有者的利己世界是跟他的理想相敌对的，但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中就带有不少利己主义的成分。这一点使他难以与普通劳动者融为一体。更为残酷的是，他和尤思塔西亚白头偕老的个人希望也由于二者志趣难投而破灭了。这里面无疑包含着巨大的悲剧因素。
尤思塔西亚跟克林相反，她与埃格登的乡村劳动者缺乏有机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劳动生活、风俗习惯、艺术观念等则抱着不赞成甚至是轻蔑的态度。这是她千方百计离开故土的重要原因。尤思塔西亚只是很冷静地审视乡村生活的守旧和简陋，却不能认识到纯朴的民风中人们性格的优美和道德的高尚。在这一点上，她与克林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
尤思塔西亚想要摆脱乡村生活，这本来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向往，无可厚非。然而。她的抗议是有局限性的。这种抗议的根本，来自于她大脑中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思想。如果说克林梦想的是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话，那么，尤思塔西亚的“反叛”归根到底是以追求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