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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哈代向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伸出了敏锐的触觉。资质的差别，享受教育的不同，以及生活阅历的各异，哈代观察和描写社会的视角自然与其他作家有很大的区别。本章试图从哲学思想、文化观念、艺术风格以及他的日常交往过程等方面入手，把哈代与同时代的作家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借此来弄清哈代在西方文学，特别是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同哈代关系较为密切的作家，首推《利己主义者》的作者乔治·梅瑞狄斯。梅瑞狄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与哈代一起被认为是该时代的两个最伟大的小说家，以严肃的写实主义传统而著称于世。他不仅是哈代走上文学道路的良师，也是他生活中的挚友。
1868年冬，哈代第一次见到梅瑞狄斯。当时梅瑞狄斯的职务是伦敦恰普曼出版公司的文学顾问。哈代送给该出版公司的手稿《穷汉与贵妇人》传到了他手里。他很赏识这位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的才华，却不赞成出版他的小说。因为一旦这部长篇小说问世，它的作者势必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来说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如果那样的话，这位文学青年的前途就要被毁了。
在梅瑞狄斯的建议下，哈代放弃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穷汉与贵妇人》的出版，并开始写作另一部长篇小说《铤而走险》。二人从此结为莫逆之交。哈代前期的几部作品，大都是由梅瑞狄斯推荐出版的。
哈代和梅瑞狄斯成了密友之后，二人一向过往甚密。哈代很尊重这个思维敏锐、见解深刻、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洒下不少汗水的师长，梅瑞狄斯则对哈代深刻的人生阅历和洞幽悉微的哲学宗教观念颇为赏识。据有关材料记载，师徒二人经常在一起彻夜长谈，相互交换文学、哲学和宗教以及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看法，但他们并不避讳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上的相异，甚至常常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不过这丝毫无损于他们之间的友谊。
如果将哈代和梅瑞狄斯的作品作一比较，会惊奇地发现，两位密友在哲学宗教观念和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不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几乎是“卓越地相互补充。”
首先，梅瑞狄斯是世界主义的，而哈代则是地方主义的。翻开梅瑞狄斯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气势宏伟，场景开阔，覆盖面大。上至资产阶级政客名流，下至贫民窟的失业民众，无不一一有所涉及。相形之下，哈代作品所涉及的范围要狭窄得多，其最有特色的赛克斯风情”本身就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使得他的小说难以走进生产和文化都稍高一等的都市生活。另外，哈代小说中虽花不少笔墨描写过宏大的生活场景 （如《还乡》中对埃格登荒原恢宏广袤气氛的描写），但它毕竟是很狭小、很有限的空间，是地方主义的。
其次，从作品的风格上看，梅瑞狄斯的风格艳丽浮华，而哈代的作品却有时是粗糙地将句子堆砌到一块儿，就像一个人用干巴巴的石头垒墙一样。梅瑞狄斯一向创作态度严谨，他曾痛下决心，抗拒商业化的压力，决不为追求畅销而损害他的文学理想，这理想自然包括充满精湛技巧的风格。为此，他大量引经据典，在他的作品中警句格言，哲学概念，复杂的句法频频出现，无不显示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创作态度的严谨。类似隐喻速记的方法达到思想的迅速转变。他书中的人物有的以他们机智的谈话而著称，有的则以他们内心的许多深奥思想而打动读者。哈代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有时候虽然也很细腻，但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却往往缺乏凝聚力而显得有些零乱和散漫，这大概跟哈代所受的语言教育有关。
再次，梅瑞狄斯有超凡的欢快活泼的才智，而哈代头脑清醒，坚韧地从异常的人类命运的大海深处汲取着智慧。这一区别表现在梅瑞狄斯作品中的人物生动活泼、富有幽默感，让人在诙谐幽默的情趣中感知对现实、对人世的无奈；而哈代作品却条理明晰，说理透彻，让人充分体验到作者思想感情的火花。
最后，二人的区别还在于他们描绘的生活场景和题材的不同。梅瑞狄斯能够极其精彩地描绘贵族、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的生活，把握其言谈举止就像指挥乐队一样；而哈代则对威塞克斯的乡下人了如指掌。不过描写起更复杂的阶级中的人物（比如说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或城市居民）则显得技巧不足。这是由他们生活方式的兴趣程度不同造成的。前者渴慕贵族、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生活，自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倍加关注：后者喜爱纯朴宁静的威塞克斯风景，也必然对当地的人情风物了如指掌。
除梅瑞狄斯外，哈代还同当时英国的两位著名作家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 1875—1903）和乔治·莫尔（GeorgeMoore，1852—1933）结下一定交情，吉辛和穆尔都信奉自然主义，是英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代表和先驱。自然主义的起源跟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的唯物主义的进化论学说有着很大的关系。达尔文的生物学名著《物种起源》（1859）发表后，一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把动物界中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论扩大到人类社会。他们断言：较强的、较有适应力的能继续生存，极力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可动摇性辩护。这就是在西方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成了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自然主义者的宿命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断定，既然生活是弱者和强者的永久斗争，那么，社会的进步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也不是积极的。
自然主义宿命论的哲学基础，与哈代哲学观念的悲观主义因素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
哈代的创作十分清楚地表明，作家以洞悉社会、揭示社会问题为己任。他早就注意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哈代生活在社会底层，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失业工人、贫困破产的农民以及由于贫困而导致的饥饿、灾荒、瘟疫等，这些见闻使他早年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对资本主义采取强烈的批判态度。然而，哈代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哈代又欢呼革新，赞成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他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代表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的伐伏里彻底击败保守落后势力的代表亨切尔。便是他这一心理的极好写照。这样，一对矛盾便在哈代心目中形成了——就是真实的人性和原始的自然同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的矛盾。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哈代希望通过资本主义内部的调节机制把这一矛盾弱化以至消除。然而，现实毕竟是严峻的，社会的进步，工业的发展必须以部分人的异化为代价。资质敏感的哈代自然看到了这一点。同时，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也很不现实，这样，哈代思想便随即向悲观主义转化。他的作品处处充满悲剧色彩，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气氛。即使是在他少见的几部喜剧作品中，也同样充盈着哀伤凄婉的格调。
哈代对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批判，一开始就引起现存制度的辩护者——被称为“清格罗斯忠实信徒”的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哈代吹毛求疵，不知好歹，并送他“悲观主义者”的绰号。同时，哈代思想上的敌人——“乐观主义者”、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作家——明目张胆地故意责难他的作品“缺乏乐趣”、“硬梆梆地”、“不调和”。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些责难进行驳斥。“谈谈悲观主义，我的口号是，”哈代写道，“首先正确地诊断出疾病……确定疾病的原因，然后去找药石，——如果有药石的话。乐观主义者的口号或实践是：对实际病症闭眼不看，只是为了预防症状而采用经验主义的万灵药。”他还说：“幸福的无思”使人们不了解“关于《希腊》（雪莱诗——引者注）中的合唱队高喊 ‘常胜的邪恶以狂叫去迎接初升的太阳的千万人的情况。”
哈代没有能够“正确地诊断出”社会机体的疾病，更不用说找到医好疾病的药石了。因此，这位作家始终感到世界的混乱不堪，感到资本主义生活秩序对缺乏物质财富的人们的敌对性。
哈代悲观主义特质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西方人生活和信仰的支柱——基督教——的怀疑和背叛。如果说哈代在青少年时期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的话，那么，在接受近代科学“洗礼”之后，他则逐渐认清了基督教的本质。他亲眼目睹世上芸芸众生受苦受难，而上帝却无动于衷，终于觉悟：处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不能依靠上帝拯救灵魂，也不能依靠上帝来摆脱悲惨的命运，人类自身的解放只能靠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哈代认识到基督教的欺骗本质后，便毫不犹豫地同它决裂，并在作品中对宗教作了口诛笔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无名的裘德》。在这部寓意很深的世界名著里，哈代塑造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裘德的形象。裘德从一个狂热的基督教信徒沦为“上帝”的敌人，无疑是对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强有力的挑战。
在《德伯家的苔丝》里，作者问道：“苔丝的保护人在哪里？她那虔诚信仰的上帝在哪里？”同样表明哈代对基督教崇拜的怀疑。
那么，哈代以极大的勇气否定上帝，抛弃基督教教义，他是否因此而得到解脱，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哈代认清了宗教虚伪的本质，并毅然与“上帝”决裂，的确难能可贵。然而，可悲的是哈代寻找不出社会的光明前途，所以，“上帝死了”之后，空前的迷惘和失落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