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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原告必须克服的情感障碍要小一些。”《圣大保罗先锋报》在商业版的前部刊发了一则标题新闻：“埃弗莱斯女矿工的性歧视诉讼将成为集团诉讼。”文章同时还引用了斯普伦格尔的胜利宣言，“这标志着将来在工作场可能会遭遇性骚扰的妇女获得了一个强大而全新的工具。”
尽管全国性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次胜利，铁矿山最大的一家报纸，弗吉尼亚的《梅萨比每日新闻》，却仅在第A17版的副刊上简短转载了美联社对这次诉讼的报道。《梅萨比每日新闻》总共有
十一位记者，在德卢斯第一天举行听证会时，主编比尔·汉纳派了一位去现场，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派人报道这个案件。“案子一旦到了联邦法院，它的影响就将是全国性的，”汉纳说，他说话的口气有点让人不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在以后的几年里，汉纳都不大重视就发生在身边的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他说，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方，“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但男矿工认为一旦案件到了联邦法院，他们就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因为很多事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诽谤———他们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养家糊口，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矿上一个女人和他们调情或讲黄色笑话，他们能到上司那里投诉受到了性骚扰吗？”汉纳对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的不干涉态度更使矿山人们对此案一无所知，因此，谣言和一些含沙射影的话，而不是事实，满足了矿山人对该案的好奇心。
但对洛伊斯来说，躲在家里是她最佳的选择。她所知道的只是自斯普伦格尔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来已经三年多了，到目前为止，事情只是进展到有人告诉她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对法官和律师而言，三年可能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洛伊斯来说，却像一生一样漫长。
12月18日早晨，马茜·斯蒂尔打电话到洛伊斯家，洛伊斯在日记中写道：
马茜今天早晨打来电话，恭喜我们取得集团诉讼资
格。她说她是从德卢斯当天的报纸上以及矿厂召开的会议上得知此事的，她还知道我们的证据非常充分。她说得知此事后，每个人都很安静，大多数认为女矿工们做得太过分了，但她和黛安不这样看，她们认为我们应当有一个政策。
现在男矿工们正考虑告我们诽谤。在实验室工作的哈里·希利亚德的妻子因为这个诉讼而训斥他，后来他也认为应该起诉我们诽谤。
半夜，我突然想到些什么，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希望这种感觉能持续下去。
第二天，康尼·萨里和普里西拉·罗比茨打电话庆
祝洛伊斯，康尼说她正在考虑加入诉讼。“马茜也要加入吗？”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都有资格加入，所有
人都有资格，但你参加进来会比较容易，因为你在抗议书上签过字。”
挂断电话后，洛伊斯又打电话向帕特倾诉：“真有意思，自起诉时起，我就再没接到过康尼和马茜的电话，马茜就像一扇旋转门。现在，她、康尼和黛安又想站在赢家一方。就是因为我们赢了，她们才改变了主意。
到12月22日，也就是被授予集团诉讼资格六天之后，洛伊斯胜利的喜悦再一次让位于恐惧。一月份的《魅力》杂志登了一篇关于此案的文章，旁边配有一幅漫画：穿着白色衬衫和外套的洛伊斯看起来臃肿不堪，忧心如焚的她手里举着几个字：“整个工厂都背负性骚扰的罪名吗？”文章第一段写道：“曾照在安妮塔·希尔身上的聚光灯可能已经黯淡，但其他妇女却又在嚷嚷着性骚扰。看看洛伊斯·詹森、帕特·科斯马施和凯西·安德森，她们三个是明尼苏达州的埃弗莱斯矿所有女矿工的代表，对公司提起了性骚扰诉讼，她们声称受到性骚扰的不仅是个别妇女，从整体上看，公司在骚扰所有的女矿工。现在案件正在审理中。”
在罗森鲍姆做出裁决前三天，洛伊斯就在报摊看到这份杂志，当时她并没太在意。但这篇文章长达二十二页的复印件却在工厂到处粘贴，还有人在上面乱写乱画。有人在其中一页上写着“胡说！”在“是所有女矿工的代表”上面写着“一个洞能背负性骚扰的罪名吗？”在另一页上，有人在洛伊斯的漫画上画了角和胡子。不管洛伊斯什么时候撕下这些复印件，她总会发现新的又贴上去。还有两天就要过圣诞节时，洛伊斯走进餐厅，那时一群男矿工，包括她工作队里的一些同事，正传阅那篇文章的复印件。他们一看到洛伊斯就都安静下来，并且都瞪着她，直到她走出餐厅。那天晚上，她把贴在宣传栏上的复印件撕下来，但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前夕，她在上班后却又发现宣传栏上新贴了一份被放大过的。她一直担心的报复终于开始了。
1992年的第一缕曙光来临的时候，自1984年史蒂夫事件以来就一直遭受忧虑和沮丧折磨的洛伊斯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上班的路上，洛伊斯在车里总是不停祈祷，不停背诵那些能鼓舞斗志的诗，或者干脆就放声大哭。“早晨起来时，我有时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我就打电话请两个小时的假，这样我就会舒服一些，因为我不用再为必须去上班而担心。”为了缓解压力，她每天晚上都要听着自我减压的磁带才能入睡。
她经常头晕，经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有时还会想不起来该如何处理手头的工作。一次，她被分配去照管磨粉机，事实上，这是她第数百次被分配做这份工作，但她却想不起来该做什么；每次拿着水管去冲洗机器时，她必须坐在一个桶上，因为她的腿会发软；有时她会忘记如何开自己的车；她的睡眠也非常不好，经常梦到那个绞刑架以及工作时被人取笑；她会没来由地哭上几个小时。不管是上班时还是下了班，她都不再和人交往。
1992年1月24日，洛伊斯到克莱尔·贝尔那里接受了一个半小时的治疗，贝尔惊讶于洛伊斯居然会这样完全失去控制。洛伊斯离开后，贝尔记下了几个要点：不能控制的哭泣———害怕———失望：这么努力的斗争，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改变，得到了什么？不敢去上班，孤立、过于敏感、妄想———工作之前又觉得不舒服———恐惧———觉得孤立无助———独处———回忆———典型的PTSD症状。
1980年，专门治疗身体或精神上受到各种伤害的病人的精神病医师和治疗遭受“弹震症”的越南老兵的军队里的精神病医师交换了意见，一起创造了精神病领域里一个全新的术语，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用来指某种类型的忧虑症。“这种病最重要的特征是由于某种不寻常的经历使病人的心理遭到打击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症状，”美国精神医学会这样解释。二十年来，贝尔的办公室已经接待了许多越南兵及性骚扰的受害者，洛伊斯和他们的症状相同———回忆、眩晕、不能控制的哭泣、愤怒，孤立和妄想。洛伊斯也得了“弹震症”。
贝尔告诉洛伊斯说那天，甚至那个星期她都不能再去上班。“这就是，这就是结果，”她说，她建议洛伊斯休假或认真考虑辞职。但洛伊斯拒绝了：“如果我不回去上班，那公司就赢了，他们一开始就想把我踢开。”这使贝尔知道，洛伊斯总是首先考虑他人的需要，贝尔还认为洛伊斯是一个“不能认清或正视个人极限的他人利益的维护者。”如果多年前她就辞掉在埃弗莱斯矿的工作，及时挽救她的精神健康，“洛伊斯的状态应该完全不同，”贝尔说。
贝尔认为洛伊斯需要药物治疗，于是她拿起听筒给在希宾的兰德尔·拉考斯基打了电话。拉考斯基是铁矿山惟一一位能开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的执业医生，他非常忙，每周都接待一百个病人。贝尔替洛伊斯约好请他下周为洛伊斯治疗。
洛伊斯不顾贝尔的提醒，那天下午还是回去上班了，她回去的路上停下来吃了午饭，来到奶制品柜台时，她突然非常兴奋，有把身边一位妇女撞倒的冲动。“我不认识她，但那种愿望太强烈了，于是我跑出了商店。”这使洛伊斯改变主意，听从贝尔医生的建议而不再不去上班。
1月25日，请病假1月26日，请病假1月27日，请病假1月28日，打电话给克拉斯加要病假、事假申请表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3）
洛伊斯先是休完了她的假期。然后她又填了鲍勃·克拉斯加给她送来的病假、事假申请表，这样她仍然能领到救济工资。“我不停地哭，脖子、头都很疼。我比以前更加恐惧。”休完假期后，洛伊斯的身体仍然没有恢复正常，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不能回去工作了。从二月份起，洛伊斯开始吃治疗抑郁的去甲替林和氯硝西泮，这使她安静了很多。四月份，她从邮箱里第一次领到每月九百九十七美元的救济金，这是她平常薪水的一半，也差不多是她每月药品开支的一半。洛伊斯也不能要求退休金，因为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不想使退休前必需的体检成为将来可能为法庭认可的证据。
洛伊斯的经济状况日益糟糕，她再也无力支付位于吉尔伯特的房屋的租金。五月，在哥哥杜安——现住于明尼阿波利斯——及格雷格——今年二十四岁、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县金矿工作——的帮助下，洛伊斯搬到铁山附近专门提供给老人和残疾人等低收入人群的房子里。洛伊斯的父母退休后也搬到内华达州，她那与格雷格同在埃尔科县金矿工作的哥哥，利兰的家也在那里。只有姐姐玛丽琳的家距离洛伊斯最近。洛伊斯似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