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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勒站起来：“反对，无关。”“有关系吗，律师？”麦克纳尔蒂问戈尔茨坦。
“法官大人，在安德森夫人的诉讼请求中，其中有一项是矿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使她从此对性失去了兴趣……我只是想证明他们之间有关系，而且是性关系。”
博勒插话说：“法官大人，我反对。我不认为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在很久之后，她才对性失去兴趣……根据第四百一十二条，这是不允许的。”
“我允许你继续，律师。反对无效。”“你和他有性关系，是吗？”戈尔茨坦重复到。“是的。”
“1982年至1984年期间，你至少与其他三个男人约会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是吗？”
博勒又站起来：“法官大人，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全部反对。”
“我们会把你的反对记录下来。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博勒无事可做了。她后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在审判发生在埃弗莱斯矿的事或公司所导致的损害。“现在，是妇女们在接受审判。”
的确如此。他们能感觉到，麦克纳尔蒂对妇女们一天比一天冷漠；对博勒、斯普伦格尔和沃尔斯基也日益表示出公开的敌意；也越来越能接受斯图默近乎无休止的反对。“很明显，他根本不相信性骚扰法律，也不喜欢这些妇女，”沃尔斯基回忆说。但这些至少还是麦克纳尔蒂清醒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沃尔斯基解释说：“有时，他竟然会坐在法官席上睡着了。”
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博勒明白了两件事情：他们正深陷汪洋火海之中；对于经麦克纳尔蒂允许的对他们客户的侮辱，她和斯普伦格尔及沃尔斯基除了放弃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日复一日，律师们看着他们的客户仅仅是为了保护她们安全工作的基本权利，而被迫暴露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这确实让他们很沮丧。“有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放弃法律职业。”但博勒还是受到了客户的鼓舞。“在德卢斯时，玛里琳·格雷纳把孙女的一张照片放在身边，有时她会看着照片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她们都是英雄，”博勒回忆说，“在法庭上看斯图默问那些问题，确实非常痛苦，但也确实很受鼓舞。我想如果她们能承受这一切，我也能承受，而且必须承受。”
实际上，博勒尽力不把自己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当回事。“在听证会上我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抑制我的感情———关于这些妇女、审判、被告、我的家庭和我离开家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你不能想今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想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斯普伦格尔看起来却很喜欢战争的刺激，即使当事情并没有按他预想的方向发展时，他也是如此。他的力量和乐观是博勒及沃尔斯基的力量源泉。“我喜欢和斯普伦格尔一起诉讼，”博勒后来说，“他不知疲倦。”当她因为某个不利于他们的裁决伤心时，斯普伦格尔却会眼睛一亮，并且说：“麦克纳尔蒂能这样裁判真是太好了！正是因为它可恨，我们才有上诉的理由。”斯普伦格尔也开始意识到斯图默可能会是她自己最大的敌人。“斯图默坚持上诉，麦克纳尔蒂也坚持。就像纵容斯图默的提问一样，他又做了一件蠢事。斯图默的反对有时会前后矛盾，有时甚至把法律念错，但即使这样，麦克纳尔蒂都会赞同她。”
沃尔斯基也试图提起每个人的兴致。他们常去法庭附近的一个希腊餐馆吃饭，晚餐时，生性爱开玩笑的沃尔斯基会开麦克纳尔蒂和斯图默的玩笑，逗大家开心。但斯普伦格尔清楚地知道，他团队的士气正在衰落。“当我们已经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而这样的审判还要进行六至八周时，确实非常难受，”斯普伦格尔回忆说，“工作很难开展，我们必须硬着头皮过日子。”
对律师来说，最黑暗的一天是第三个星期一。斯图默对一位原本就不情愿参加这个诉讼的妇女的交叉询问非常具有毁灭性，以致于后来律师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一”。
这是一位五十四岁的妇女，她生命中的每一年都过得很艰难。1993年，在赢得对两个小孙子的监护权后，她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根本不管他们。现在，她正在努力争取正式收养这两个孩子，她很害怕诉讼中对她的过去的提问会削弱她收养他们的机会。她没把已经参加进集团诉讼的事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也没有告诉他们她为什么来德卢斯，她只是说她去明尼阿波利斯呆几天。
直接询问时，这位妇女说埃弗莱斯矿的性环境已经伤害了她，一位同事也曾用阴茎顶过她。她描述了直接针对她的一些骚扰事件，其中有一次，一个同事用刀划开了她的裤子。她说性骚扰使她焦虑、感到羞辱，这种压力也使她得了一些病症。在交叉询问中，斯图默将注意力从埃弗莱斯转移到她遥远的过去。
斯图默问：“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你照顾两个弟弟的负担很重，是吗？”“是的。”“事实上，当你开始照看他们时，你才六岁，是吗？”“是的。”“一天晚上，你父母都出去了，而且也停电了，是吗？”“是的。”博勒反对说这组提问与本案无关，但被麦克纳尔蒂驳回了。斯图默继续提问。
“你很害怕，就带两个弟弟上楼，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支蜡烛，是吗？”“是的。”“不知怎么回事，床垫着火了，是吗？”“是的。”“妈妈回到家后发现了这一切，就拿棍子打了你，是吗？”“是的。”
随后，斯图默就策略性的让这位妇女描述了在她六岁时，她叔叔是如何不停的猥亵她；她是如何看到叔叔和她妈妈做爱；她是如何嫁给了一个虐待她的人，一次，他拿着一把手枪对准她五岁的儿子，还有一次，他把一把猎刀紧紧贴在她脖子上，直到她的脖子出血；一次，在她没注意时，她儿子是如何爬到炉子上并被深度烧伤；当她还儿子在医院里接受烧伤治疗时，她丈夫是如何用一把枪顶住她的头，威胁说要杀死她；当她试图离开丈夫时，她母亲是如何拒绝收留她和她的孩子们；在她发现丈夫偷窃，向警察局告发他时，他是如何开枪打了自己的头。
斯图默就像是一台机器。她问这位妇女她大儿子是如何开始放火的——一次，他试图点着弟弟的床，当时，弟弟还是婴儿，正睡在这张床上。她问到了这位妇女的第二任丈夫——他对她的虐待比第一个丈夫还要厉害。她问：“他是不是曾把你放在厨房的桌子上，试图掐死你？”“他是否曾强迫你和其他人玩性游戏？”“他是否曾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他就打你吗？”斯图默问到这个丈夫是如何打她的孩子；猥亵她其中一个女儿；一次，为了不让他们两岁的女儿哭，他就用毯子把她裹住扔到一个梳妆台后面，当这位妇女发现这个小女孩时，她已经失去了知觉。她还问到她是如何定期去矿山的精神健康诊所看病，而这些病与她的工作经历并没有什么关系。
交叉询问整整持续了一天，斯图默强迫她回顾她生命中曾发生的非常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过去。当询问终于结束时，这位妇女的感觉就像是“在证人席上被强奸了一样。”
博勒的反对不停被驳回，她坐在那里，恐惧、厌恶且悲痛的看着这一切。她想，一个人怎么能承受这么多痛苦？看着她的客户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地方被迫讲述那些痛苦的往事，而她所讲的每一件事都将降低她诉讼的价值，确实很折磨人。“这位妇女，连同其他许多妇女，在成长过程中都过得非常苦，她们的生命中尽是遭遇，然后又遭遇了矿上的事情，”她说，“而现在，又遭遇了这样的法官、这样的律师，他们根本不把她们的痛苦当回事。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痛苦地看着这一切继续。”被告方的逻辑是，像她这样的妇女在埃弗莱斯遇到的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在她们去矿上工作之前，情感上就已经受到了伤害。但博勒却认为，妇女们“苦难的生活使她们需要更多的保护，而不是更少。”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五章 黑色证人席（1）
1995年2月
洛伊斯回忆说：“我的感觉就像是正裸体坐在证人席上，法庭的气氛和埃弗莱斯矿非常相似，我就像是一个罪犯，正在等待宣判。”……博勒说“与第一轮相比，这是另外一种压力。那时是因对妇女们接受审判而产生的情感压力，现在则是战术比赛的压力———因为专家作证时对方总是提出反对，这使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
对女矿工来说，黑色星期一过后，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正如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一直担心的那样，原先反对诉讼的人在证人席上受到了毫不留情地对待。比如，斯图默问到了黛安·霍奇1991年的证言。
〃关于1991年5月对你的调查笔录的第六十八页，第一行。问：'在矿上，你是否曾看见裸体或半裸画被挂在你认为不妥当的地方？'答：'没有。首先，我看到这些东西的地方都不是我的工作区域；其次，没有人为了让我看到或让我尴尬而故意把它们放在我面前。'你还记得这些证言吗？〃
〃是的。我撒谎了。〃
〃你从未在餐厅，包括颗粒工厂、中央处理室及精磨室的餐厅，见到裸体女人画吗？〃
〃不。那时我一定也撒谎了。〃
斯图默转向麦克纳尔蒂。〃让证人回答问题。〃
〃那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