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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才配有专门汽车。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是一个与军令部、军政部平级的单位，却没有配一辆汽车，部里也无钱购买，只有该部总监何成浚上将每月有一百八十元车费补助，而当时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元。
日军“截断”作战之后的重庆政府的情况是：铁路不通，飞机没有，水运有敌机轰炸。汽车没几辆，没有来源补充，用坏一辆少一辆。
此时，中国还不能自己生产石油。
以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为首，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毛被烧了个精光。
木炭车，每行一步都淌着中国抗战的辛酸泪水。
木炭车试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线的山道颠簸着行走。接着在陪都重庆，在成都，在川东、湘西，在许多抗日的战场上都有这种车颠颠簸簸地、缓慢地、艰难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线运送物资，突遭敌机俯冲扫射，木炭车被敌机打了几个大洞。司机用布条将那些洞扎住，又朝前开。
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及其省府大员们，坐着木炭车从鄂西经川东、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围着木炭车东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蒋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脑袋，翘起大拇指连说几个好。后来，陈诚到恩施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鄂省主席，也坐着木炭车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车同辈的还有桐油车、酒精汽车等。它们恰像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性格，载着沉重的抗战物资、士兵、伤员和将军，在燃烧的长江两岸战场上，在险峻的军用公路上，顽强地、颠颠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运输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后，纵观全局，横卧于川东南的长江主干道，仅万县至沪县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为首的数十条火轮，如果在白天航运，就必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一条火轮运货去巫山县城外。几架敌机从神女峰脚下顺江而来，迫着轮船扫射轰炸。最后，竟将一颗炸弹投入那条火轮的烟囱里，将其炸沉。
川江的航运，只能偷偷摸摸进行。白天靠岸或驶进港叉间“猫”起来，夜间冒险航运。因此，触礁翻船，人货尽沉江底的惨痛事件，屡有发生。
长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南有乌江。但是，这些纵横于蜀国大地的大江大河，当时几乎都不通航。条条江河，尽是两岸峡谷陡立，河床多呈“V”形。一进峡谷，河道骤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峡谷则江面宽阔，河床水浅。江水落差很大，峡谷险滩密布，白浪滔天，山谷震动。
为了支撑抗战时局，必须开发水上交通。重庆政府责成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等单位，会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组成联合勘察队，对四川各条江河进行勘察，提出开发、建设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分别组织人力物力，对乌江、嘉陵江、金沙江等进行突击整治，采用轰炸暗礁，凿掏险滩，修建坝、闸、绞滩站设施和开拓纤道等办法，疏通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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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为了赢得四川民众的拥护，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做出一副要把第二故乡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但是，他遇到的麻烦肯定不小于当委员长。
战时首都，大量涌进的难民、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大部队人员的供给，加上日军四方八面封锁和连年干旱，吃饭成为第一难题。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数万名从陕西翻越秦岭来到川北的难民的吃饭问题。蒋介石指示四川省难民赈济委员会将少壮者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十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者，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几天之后，又一批黄泛区难民一万五千多人，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蒋介石又一次硬着头皮，拨出钱粮扮演“大救星”的角色。他叫川省难民赈济机关，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铁锅，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饭，灾民随到随吃。然后在配运站住下集中。由配运站将难民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安排生产。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便在省府内成立垦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将来川难民统筹安排到指定地方垦荒屯田，生产自给。垦务委员会在四川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栾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二十四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中赈会还在成都、重庆、合川等地开办赈济工厂若干座，将四川各县收容的难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选择入厂工作。
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安顿了无家可归者，但却加剧了整个大后方粮食的紧张。在蒋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个月时，康定等地的米价一下上涨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绅粮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十九人，联名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对四川省府当年预算高达一亿元以上提出抗议。电文说：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
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县旅省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又分别致电蒋介石、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及省府各单位，申诉川民不堪再增负担，呼唤核减省府预算。
这些电报、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作为省主席的蒋介石当然明白，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众对他的重税进行抗议。
3月13日。
成都地区米价暴涨，高价米也很难买到。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抢米现场武装镇压，曾打死打伤不少无辜的市民。
蒋介石在重庆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蒋介石原来也希望以川西坝子的米粮仓为后盾，建立抗战复兴基地。哪知，现在米粮仓里头却闹了粮荒。蒋介石思前想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也不相信成都地区会缺粮吃。最后，他认为这绝不是真闹粮荒，而是个别商人利己思想严重，在故意捣鬼。于是，他马上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书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
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好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交易。
贺、邓二人在处理抢米事件中，虽然也采取强硬手段查禁打击囤积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谷确也不丰，用行政手段也无法把米价平抑下去，饥饿的人群到处抢米的事件仍在各地发生。
蒋介石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加霸道的强硬手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5月19日，又令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以便摸清底数，稳准狠地打击不法粮商，并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
这一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
粮荒风潮席卷着巴蜀大地。
9月3日。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稳定后方，蒋介石改组了省粮食管理局，选派得力人员充任局长、副局长。在省粮食管理局内特设粮食供应处。同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县内粮食调查、征购、平息粮荒风潮。还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管会主任。
蒋介石的措施虽然强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天不作美，旱灾严重，粮源枯竭。这年秋收，川粮欠收，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猛兽似地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断源。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四百五十万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这样却更加剧了四川的粮荒风潮。
9月11日。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坐卧不安，遂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
呼吁人民献军粮，实际上是蒋介石向人民乞讨军粮。
10月1日。
成都地区的米价涨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宣言：
当前第一严重事态为粮食问题。自春涉夏，粮价激增，生活高涨，人民咨叹。然一加平抑，则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弥以滋甚。其次则为物价问题。一面感于物品之不给；一面迫于通货之增发，游资泛滥，所在居奇，物价膨胀，亦失常度，民生国用，动感困难。再其次则为财政问题。据财政当局报告，截至现在实施结果，除第二预备金用尽无存，复追筹补充外，尚差1000余万元。至于民国30年度预算，赤字达9000余万元……四川省全年岁收仅为六千八百万元。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头昏脑胀，而且这风潮将越来越猛。他无法再纠缠在这“搞吃的”的事务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亲密伙伴张群继任。
12月中旬，大后方食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