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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之。为什么？施特劳斯靠什么支撑他的价值绝对论？我搞不懂……
悉心研读施特劳斯从此开始了。海德格尔使我沉迷、舍斯托夫让我感动、舍勒令我尖锐、维特根斯坦给我明晰、韦伯劝我沉静。施特劳斯呢？令我震惊和坚毅。
何以如此？这就说来话长，本稿也不可能说清楚。
本稿九八年底动笔，原想赶在九九年的年终前定稿，却被其它有时限的研究任务和到欧洲及美国出差把时间借走了。
幸好现在告别二十世纪还来得及。
反驳肖雪慧，何须用新招？
？ 喻权域
肖雪慧先生在《书屋》月刊二○○○年第六期上发表的专门批评我的文章，题目叫《喻先生，请另出招吧！》。我仔细读了肖先生的大作，不禁哑然失笑。肖先生用的是不顾事实、不讲道理的嘲骂法，反驳肖先生，何须用新招？只请他遵守文人论辩的基本规则就行了。
游戏有游戏规则。棋类比赛、体育比赛有比赛规则。文人论战，也有一些基本规则——
第一，要尊重事实。指名道姓批评对方的文章，至少要引出对方主要论点的原文，不能搞“断章取义”、“断句取义”。歪曲对方论点然后加以抨击之的做法是可耻的。
第二，要讲道理。最基本的是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首先要弄清概念，不要偷换概念、偷换命题，等等。
“文革”时期，姚文元“断章取义，陷人于罪”，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文痞”之名。
姚氏“断章取义”，毕竟还引用对方一两句话。肖雪慧批评喻权域，文章写了八千字，却没有引用喻权域文章中任何一句完整的话（主语、谓语、宾语齐全的话），只是抽取喻文中的几个单词或词组，捏合成一个论点，然后予以嘲笑。这种文章是不是比姚文元的文章更低一级呢？
反驳肖雪慧先生，不必用新招，只需列出喻文的原话与肖文对照，就能辨明是非曲直。这个方法虽然简单，却使我抄写起来费力，使读者读起来吃力，只好请读者鉴谅，耐心地读下去。
肖雪慧先生至今不识P。P。M
肖先生的文章，首先批评我在《中流》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十期上发表的文章《牛皮吹了一万倍》。
我那文章开篇就说：“‘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报纸上充斥吹牛之作、梦幻之作。重读那些报道，可气又可笑。然而，‘牛皮之最’可能出在四川会理县，牛皮吹了一万倍。我估计，知道真情的人很少，甚至连那位‘发明家’本人也许至今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因此，有必要讲出来，既作为笑料，又供大家汲取教训。”我讲了事情经过：四川省文化局一位下放干部在农村搞出一种混合肥料，县科委把它送到省里的化验机构去化验。化验员在化验单上写了个“含氮量P。P。M48”，县里的干部误读为“含氮量百分之四十八”，超过日本尿素，于是大量推广，劳民伤财。一年后才知道“P。P。M”是“百万分之”的意思。那个混合肥料的含氮量很低。
我在文章里评论说：“一九五八年会理那次吹牛事件，主要怪当年一般干部（非科技干部）的科技知识差，习惯于用百分比，不知道什么叫P。P。M，犯了‘想当然’的错误。然而，搞化验的科技人员该不该有所自责呢？基层单位送来化验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写‘含氮量百万分之48’，偏要写成‘P。P。M四十八’呢？一九五八年的县级机关干部，有谁看得懂啊！”（喻注：我那文章刊出后，一位农业化学专家对我说：“你的记忆可能不准确。用英文字母表示‘百万分之’有两种写法，一是写成ppm，二是写成P。P。M。解放前和解放后若干年，多数人采用第一种写法。可以肯定，那位化验员写的是ppm。由于草书的ppm与草书的‘百分之’很相近，所以被县里干部误读。”我查《英华大词典》，果然有两种写法。但因事过四十多年，我已记不准那位化验员写的是哪一种，谨在此处说明。）
我的那段话很清楚，主要责怪会理县人民政府的机关干部。
肖雪慧先生的文章却说：“三十多年过后旧事重提，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诚实，无需多高智商就能看出，是自上而下的发高烧、反科学，加上一批官员的不学无术和好大喜功催生了这个把牛皮吹了一万倍的荒唐事。不料，喻先生横打一棍，把账算到化验员头上。他说，该化验员没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没学会‘平等对待工人农民’，不老老实实写汉字，却写什么P。P。S，害得县科委主任和其他官员因误读而吹牛皮，因推广无效‘肥料’而造成重大浪费。这么一推理，看不懂化验单却又想当然地解释化验结果的科委主任和其他官员变成没受到化验员平等对待的‘工人农民’。如此，牛皮和浮夸就不是缘自官员的不学无术和好大喜功，而是一个小小化验员的知识分子毛病所致。结果，吹牛皮搞浮夸的成了受害者，按科学精神和专业要求行事的化验员成了罪魁祸首。”
请问肖先生，你这段评论与我的原话对得上吗？我何曾“把帐算到化验员头上”，我何曾说化验员是“罪魁祸首”？请问，“有一点点诚实”的人，能这样歪曲别人的言论然后加以嘲讽挖苦吗？
肖先生的文章多处嘲讽当年的“官”们“不学无术”。其实，当年会理县那几位当事人都是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只不过学的不是化学专业。
可笑的是，肖雪慧先生的文章中，三处把我写的“P。P。M48”篡改成（或错写成）“P。P。S48”（译成汉语是“政务次官48”）。由此可见，有学有术的肖雪慧先生不仅不诚实，而且直到今天还不知道P。P。M是什么，不知道其中的M代表million（百万）。当年会理县政府的干部“不学无术”、“反科学”，毕竟知道把那个“混合肥料”送到千里之外的省城去请化验机构化验。肖雪慧先生不识P。P。M（百万分之），连词典也不查就改写为P。P。S（政务次官），并且在《书屋》月刊上发表，向全国宣扬。这更加说明，四十二年前的那位化验员应该在化验单上写“含氮量百万分之四十八”，而不应写成“含氮量ppm48”。
写文章批评别人，却不查看被批评者的文章。如此轻率，如此不顾常识，是会当众出丑的。肖雪慧先生应引以为戒！
肖先生在二十世纪搞“罗织”
肖先生的文章批评我“对自己为之效力的事总是哪壶不响提哪壶”。他举的例证是：“很有名的一次是喻先生对记者发言，说‘中国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得到切实保护，证据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人民经常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许饿死一个人’。”
既然是“很有名的一次……对记者发言”，那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听“发言”的记者是谁？刊登在哪家报刊上？这些基本事实完全没有！
我查阅了我所写的关于人权的文章、书籍和答记者问，找不到肖先生所述的话。显然，肖先生是从三个不同的地方找来三个不同的短语，拼凑成一个“喻先生言论”，然后加以嘲弄。
这种“拼凑法”，在文痞姚文元的文章中也少见。我猜想，肖雪慧先生大概是从唐朝酷吏来俊臣著的《罗织经》学来的。“罗”者，收罗也；“织”者，编织也。把别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讲的话收罗起来，抽取其中一些只言片语，编织成一段犯罪性的言论，就叫“罗织”。姚文元搞“断章取义”和来俊臣搞“罗织”，是“陷人于罪”。肖雪慧先生在二十世纪搞“罗织”，只是“陷人于错误”、“陷人于可笑地位”，比来俊臣还是好一点。
我的“最有名的一次”答记者问，是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美国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北美卫星电视记者问：“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如何？”喻权域答：“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特别是近十几年，美国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些年，中国人权事业的成就更大。但是，人权的概念和内涵是不断发展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说本国的人权状况十全十美。我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由于自然资源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中国还有六千五百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百分之十二的文盲，早已绝迹的卖淫嫖娼现象近年有所抬头，司法工作中有少数执法人员不依法办事。中国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欢迎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对话和讨论，共同促进世界的人权。”（见1996年4月29日《北京青年报》，以及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附录”）
上述言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应酬话，而是一九九二年我开始写人权文章以来，多次讲过的话。事实俱在，只要不用“罗织法”、“拼凑法”，是不会出现肖雪慧先生所述那种“喻权域……对记者发言”的。（顺便说说，肖先生创造的“对记者发言”，也是荒唐可笑的。）
肖先生所谓“得到切实保护”，是外行话。我和我所熟悉的人权专家都没有说过“我国人民的人权（包括生命权、生存权）得到切实保护”的话，任何一国的学者和政府也不敢这样说。因为，人权，特别是一国、一省的人权，不可能得到“切实保护”。有些事情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是不想做，而是现在做不到、做不好）。比如，我国每天都发生伤人、死人的车祸，每月都有伤人、死人的火灾，几乎每小时都有被扒窃、偷盗、抢劫和被侮辱的事件，那些受害人的人权就没有“得到切实保护”。
美国的标准说法是：人权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只要政府不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就享有了充分的人权。我们中国的人权专家则认为：政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