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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标准说法是：人权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只要政府不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就享有了充分的人权。我们中国的人权专家则认为：政府（以及法院、检察院、军队等），不仅不能侵犯公民的人权，还应当切实保护和促进公民的人权。怎么能把我们的话歪曲篡改成“中国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已经“得到切实保护”呢？
视而不见，还是假装没看见？
肖雪慧先生的文章主要是批评我写的《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一文（见《真理的追求》月刊1999年第2期）。肖先生用了六千字，占他那文章的四分之三。
要反驳肖先生的批评，用不了六千字。因为他用了两个不诚实的手法：一是偷换命题，把政治学中的“纳税人”偷换为税务学中的“纳税人”；二是对喻权域列举的论据假装没看见。
我那文章批评的论点是：“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是纳税人出钱养活的，所以政府要为纳税人服务，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
这个观点的错误是明显的，它把政府混同于股份公司了。
股份公司是由股东（包括持有小额股票的散户，俗称“股民”）出资办的经济组织。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领导机构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他们在公司里拥有的管理权和经营权来自股东。股东大会的选举和表决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股一票（这是股份公司不同于集体合作经济之处），股票多的大股东拥有的选票和表决票也多。因此，股份公司由少数大股东控制。股份公司宣称：公司的工作人员是由股东“出钱养活的”，公司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为出资人（股东）服务的观念。
政府是国家（state）权力机关，不是经济组织。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的权力（包括征税权）是人民赋予的。具体说，是由有选举权和表决权的公民通过选举（一人一票）产生政府领导人，通过投票表决（也是一人一票）把权力授予政府的。因此，从法理上说，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要为人民服务。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努力为人民服务。”所以，我那文章的观点很明确；不同意用“为纳税人服务”来取代“为人民服务”。
我的文章说：“‘政府是纳税人出钱养活的，所以政府要为纳税人服务’，这种政治学说貌似有理，实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歪理，背叛了民主革命思想家的思想理论。”
我简单讲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史。
“民主革命思想家所说的‘人民’，泛指全国人民。……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借助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起新的政权后，就千方百计排斥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采用偷梁换柱手法，用‘纳税人’这个词偷换了‘人民’一词。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法、选举法中的‘纳税人’，指的是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美国叫‘人头税’，法国叫‘直接税’）‘并能提出纳税收据’的人。”
“英国选举法和美国、法国的宪法，都曾明确规定：年满多少岁的男子，有固定住所，交纳了多少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有选举权。”
“由于劳动人民的多数都贫穷，收入在‘纳税线’以下，不是‘纳税人’，因而其选举权就被剥夺了。美国独立初期按宪法举行选举，全国三百多万白人，只有十二万人有选举权。法国大革命胜利不久按宪法举行选举，二千五百万成年人，只有四百三十万人有选举权。”
“二百年间，为争取废除‘纳税人才有选举权’的条款，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相继废除了这一条款。
“美国比较顽固，拖的时间很长。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美国国会才通过并公布《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宣布：‘在……选举中，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理由，而被合众国或任何州加以否认或剥夺。’从一九六四年起，美国那些‘未交人头税’的穷人，终于有了选举权。”
我讲的这些都是世界近代史、现代史的常识，不是“ppm”那种专门术语。我讲了这么多，列举了这么清楚的论据，肖雪慧先生居然没看见。他说：“（喻权域）声称：西方政治学和宪法、选举法中的‘纳税人’只指缴了个人所得税‘并能提出纳税收据’的人。至于此说依据了西方哪一政治学派或者哪一国、哪一时代的宪法和选举法，喻先生秘而不宣。”
真叫人“跌眼镜”。你假装没看见我的论据，却责怪我没有列出论据！
看来，有学有术的肖雪慧先生既缺乏世界近代史、现代史常识，又没有查阅有关书籍的习惯。
这里，我不想列举更多条文给编者、读者添麻烦，只补充法国的一条史料。
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胜利后，一七九一年颁布宪法。这部宪法把公民分为“能动公民”和“被动公民”两类，只有“能动公民”有选举权。这部宪法明文规定：“凡为能动公民，必须：生为法国人或后来变为法国人；已满二十五岁；在城市或区内有为法律所认定的一定时期的住所；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至少已缴纳了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并能提出纳税收据；不处于奴仆地位，亦即不处于被雇佣的地位（喻注：这一条排除了雇工、雇员、秘书、家庭教师等）；已经登记在其住所地的市乡政府国民卫军花名册上（喻注：这一条排除了妇女。法国一七九三年宪法和一七九五年宪法干脆改为“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已经宣读了公民誓言。”
什么叫“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呢？并不是工人实际所得的“三天工资”，而是以官定的直接税额为标准。法国那部宪法明文规定：“立法议会应每年确定一次工作日价值的最低额和最高额，郡的行政长官应为各县定出当地的价值。”
这类史料在我国各个图书馆里都陈列着，并非“密件”，喻权域想“秘而不宣”也做不到。奉劝肖雪慧先生去查一查。
肖雪慧先生的文章用了大量篇幅讲税收，他说：任何消费品的价格里都包含着税收，购买了消费品，就是纳税人。他指责说：“喻先生信口雌黄，轻易就否定了那些未交个人所得税但仍通过购买消费品在纳税的人的纳税人身份。”
从税务学的角度看，肖先生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可惜，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前的美国法律不承认肖先生的高论。如果某个美国公民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之前去对美国政府或法院说：“我虽然没有交纳人头税，但我买了消费品，我是纳税人，应该给我选举权。”美国的政府、法院是不会给他选举权的。
我那文章发表后，税务部门一些同志来信问：我们税务局（所）大厅里贴着“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标语，是否应当撤下来？
我回答：税务局（所）当然可以贴那样的标语，正如商店里贴“为顾客服务”、剧场里贴“为观众服务”的标语一样。如果把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照壁上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撤下来，把全国各级政府厅堂里刻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撤下来，改换成“为顾客服务”、“为观众服务”或者“为纳税人服务”，那就乱了套。
几十年来，我国各个税务局（所）的大门内外都大书“纳税光荣”的标语，今年，普遍改写为“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我看，这就改得好！
王朔的勇气从哪里来？
？ 单正平
多年来，对王朔的批评已经不少了。在我的印象中，批评者多从俗与雅、大众与精英等对立或对应范畴立论，或者从其表层的玩世痞气和深层的抒情批判的紧张关系入手，来讨论评价王朔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这方面当然有很多精彩的议论见解。但我感到这样还不足以揭示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走红的意义。王朔决不仅仅是消费时代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宠儿。要说得大众之宠，赵本山等喜剧小品演员和一批电视节目主持人比王朔更典型。王朔最大的意义不是他在说什么，而是他在如何说——他是在北京，以平民地位、文学叛逆、名人身份、流氓口吻说话，这种话语在形式上是下流粗暴的，流露出的心态是专制蛮横的，其典型文本就是《无知者无畏》。王朔“无畏”话语的出现，原因和条件固然很多，但一个主要条件，是百年来，尤其是近五十年来北京这个特殊文化环境。我认为很多论者都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注意。
一
王朔给自己有两个定位：“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道德人格方面的定位；“无知者无畏”，这是知识修养或认识能力上的定位。前者显然有故意装流氓吓人的嫌疑，我们不讨论也罢，后者与我要说的意思关系紧要，需要先费点笔墨略作分析。
王朔说自己无知，这个无知是什么意思？任何读者如果不是傻子，肯定不会认为王朔是无知的傻瓜。先天愚型的人，有可能培养成画家音乐家，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可以培养成小说家。在社会经验人情世故这方面，王朔说他无知，那肯定是在装傻充楞。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他大约真是无知的。在文学方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知识，否则他也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从他的《无知者无畏》这本书的内容看，因为是谈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所以这里的无知，是指对文学理论文学历史的无知，而不是对文学作品感受力上的无知（也可以叫低能）。
王朔在这里标榜自己的无知，显然有对批评家的嘲讽。这些人可能学了很多知识，看了很多小说，但他们缺乏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