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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种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有一种简单的分析态度，你比如像章太炎或林琴南，他们就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凡是在中国的古典当中找得到根据的，日本创造的，譬如像前面我们说的，“革命”“共和”。这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凡是日本人现在生造的，我们要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没有道理。对这个现象，就是对日本人翻译西方术语的这样的一些汉字新词进入中国，持一种比较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态度，我觉得最出色的那就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不要看到王国维拖着一条辫子，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后居然还投昆明湖自沉。好像是为清王朝殉葬，实际上王国维他也是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在政治上当然他是守旧的，但是这个人在学术上是有很多很先进的东西，包括对待新术语。他有很高水准的看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新学语》，他当时不叫“术语”，“学术”的“学”，《新学语》的这篇文章，他就是高度肯定这样一个现象。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他对这个现象做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分析。他比如说中国古代，中国本身是有很丰富的词汇，但是总是不够用的。譬如当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佛教以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那么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统的，术语和词汇传入中国，这个佛教词汇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语汇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我们使用的，很多重要的概念词汇，是来自于这个渠道的，譬如我们现在的世界、时间、空间，这些重要的词汇，一刹那，你这个人糊涂了，我当头棒喝，这些都是从佛教里面来，至于那些成语就更多，瞎子摸象等等。天女散花了，那就太多了。所以赵朴初先生说过一句话，赵朴初先生，当时就说那个牢骚话，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他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要取消佛教，要消灭佛教，他就说了，如果在我们中国要把佛教和佛教文化取消的话，那么我敢说一句话，中国人无法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是佛教语言。因为我上面说的那么重要的一些概念，是从它这儿来的。而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近代，就是从包括日本，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他认为 他把这个现象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的这种语汇进入中国，像“比拟”，而且认为更胜一筹，更有必要，因为现在是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那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我们要接受它，你就不可避免地而且必须要把人家的这些概念。人家的这些术语要拿过来，所以王国维先生，我们不说他别的很多很先进的思想。仅仅就是他对新术语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那么应该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用汉字词译介、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了后来中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分途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呢从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的后期，就是二战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主要是音译，就是用假名，片假名或平假名，翻译西方的术语，就很少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新创造汉字词来翻译。但是我们中国还继续在这样做，还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而且中国人有一种对意译有一种偏好，认为这样更有助于理解和传播。所以我们简单地回顾这样一个过程就会发现，对于我们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发展、传播和升华，已深入到我们民族的心里的，深层结构里面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的术语的进入，应该说是功不可抹的，而西方术语的进入，它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而这个进入的过程，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就是在中西之间，中日之间，日西之间，这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的，而且又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新术语的确立，我们既要抱一种积极的态度，这是一件好事，同时又要有一种慎重的科学的态度，就是文化的现代转型。它的很多的内涵是通过若干个术语来界定的，如果你这个术语界定得不准确，带来的后果很严重。而这项工作应该说是责无旁贷的，落在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肩上，应该认真地对待它，因为今后还要不断地创造，术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文化的进步非常重要，同时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要我们认真地去做。我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同学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提问：我对一个现象比较好奇，就是您刚才谈到，就是日本自大正、昭和之后对西方术语的翻译方式，产生了一个转变。由以前的意译方式向音译方式转变，是以音译为主了。而中国仍然坚持着意译的传统。我就想问一下，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为什么会存在着，这么一个大差异。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对一个外来词汇的翻译，是以意译更好一些，还是音译更好一些，意译和音译，这两种翻译方式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
答： 在汉字或汉字文化，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自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语言系统。它跟中国不是一个语言系统，中国一般是从语言学分类的时候，属于汉藏语言系统。它日本呢，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它倾向于认为它是阿尔泰语言系统，所以日本的语言，虽然文字是跟中国有所谓的日本人也宣传过。中国人有些人自己也很得意地说，是同种同文，文字有些相通的地方，但是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些汉字和汉字词对于日本来说，它仍然还是一种外来文化，所以它不一定像中国人这样有那么一种强烈的要一直把它坚持到底的那样一种民族心理，这个是有一种差异。另外，由于它的发音和我们的汉字词的那个发音又不一样，所以它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里面要转好几个弯。所以也有它的困难，所以当它的这个近代文化成熟了以后，它认为它就慢慢地要摆脱这个当中的一些麻烦，所以从明治以后到大正、昭和就慢慢地转为以音译为主。还认为音译比较简单，但是中国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当然中国现在也有音译，也有意译。但是中国人仍然更倾向于意译，意译。因为中国的这个汉字，它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且中国人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一看到一个字的时候，除了它的读音以外，更重要的是想到它的一个意思。而且中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统一了文字，并没有统一语言。东北人到广东去，包括我们到广东去，好像是听外国话一样，特别到福建，福建话比广东话还要难懂。所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字，书同文呢，如果没有秦始皇，那个时候的书同文，那中国的这个统一，恐怕还很困难。所以一个汉字对中国人来说，除了读音的意义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所以中国人在看一个词的时候，除了它的读音以外，总想从这个字面的含义当中对他有所启发。他就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使用，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这跟日本人不一样，因为日本这个当中它还隔着一点，而中国人所以就倾向于，更倾向于意译。我估计这个倾向，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也音译与意译同时进行，现在也是在进行。但是往往一些意译词，后来慢慢地还是被意译词取代了。你譬如像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你像50年代，那时候跟苏联关系好，那时候穿的连衣裙叫布拉吉。但是布拉吉当时还是很流行，连衣裙叫布拉吉，这是从俄语里面来的，但是布拉吉没有什么生命，后来还是叫连衣裙。你比如像“电话”好像原来也是德律风，后来还是“电话”传神，所以意译主要就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已经生了根，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汉字，它是个表意文字，所以意译在中国更容易被群众接受或传播。至于说意译或音译之间谁优谁劣，我觉得好像不好简单地断定，要具体分析，有些词我觉得意译还是好的，有些词呢，用音译可能比较简便，我估计今后肯定是两条腿走路，甚至于中国人的智慧，还表现在这个上面，一些音译的词，他也尽可能地让它，富于一些意译的含义，比如像“奔驰”这个汽车，这是翻译德语的Benzi。曾经开始的时候，是用“本茨”两个字，“书本”的“本”，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次要”的“次”， “本茨”，后来觉得“本茨”不过瘾，因为没什么意思，后来搞了一个谐音，“奔驰”那个车开得很快，因为德国这个车很好，叫“奔驰”，它本来是一个音译的词，但是也想办法给它，赋予某种意译的意思，包括“艾滋病”都是这样的，它本来这个“艾滋”，是一个音译，但是他也想办法，找这几个字，能够从里面体味出一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