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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和医生：中国人的性学顾问
道士作为性的启蒙者、传播者是被公认的。
霍去病是一代名将，他一生中四次领兵正式出击匈奴，都以大胜回师，灭敌十一万，降敌四万，开疆拓土，二十二岁就当上大司马骠骑将军。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就因病去世了。
关于他的死，南北朝时期托名班固所著的《汉武故事》是这样说的：当将军霍去病生病的时候，汉武帝在柏梁台向一位神女祈祷，于是神女出现在霍去病将军面前，求与之合，被霍去病断然拒绝。此后，霍去病的病情益发严重，不久谢世。神女向汉武帝禀告原委，说霍去病阳气亏损，她本想以自己的阴气补其阳气，无奈遭拒。
这个故事反映出古代人的性观念里头，相信男性能够从女性性高潮时的分泌液（“女精”、“阴精”）中获得好处，小一点的好处是治病，大一点的便是长生，更进一步，连女性的唾液、乳液等也都有“补益”之效，这就是所谓的“采阴补阳”之说。因此女人可以通过与男人做爱来拯救男人。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男人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与女人做爱来拯救女人呢？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就有这样一个病例
济北王侍者韩女生病了，症状是腰背痛，全身发寒热，很多医生都治不好。汉代的名医淳于意经过诊脉认为她得病的原因竟然是“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至于淳于意最后是不是叫一个男人上去和韩女嘿咻一番，书上没写，不好乱说。不过中医里头有“一滴精，十滴血”的说法。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男性精华里所含有的胞浆素，能阻止细菌核糖核酸的合成，并能像青霉素那样杀灭葡萄球菌、链球菌等致病菌，对女性来说是防治各类妇科炎症、癌症的特效药。可见男人的精子是一味好药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人总是喜欢把理论建立在神神道道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抽象的看不见的地方上，像“气”就是这样的一个东东。这气在男人身上是阳气，在女人身上则是阴气。做爱呢，则是“合气”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简书《十问》是这么说的：
待彼合气，而微动其形。能动其形，以致五声，乃入其精虚者可使充盈，壮者可使久荣，老者可使长生。玉闭坚精，必使玉泉毋倾，则百疾弗婴，故能长生。
可见，关于男女做爱对彼此双方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这一点，古人是很早就认识到的。从马王堆出土的性学书籍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汉代是中国房中术比较流行的朝代，一是因为西汉初期尊奉黄老之术，所谓的黄老，指的是黄帝和老子，也就说道家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虽然此后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做法，但是道家总体来讲，还是一直比较受人民群众信赖，这种信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道士们身兼养生专家、性学顾问两个职位。
《汉书·艺文志》关于房中术的著作共有八家、一百八十六卷之多，分别是：《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单单从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书基本上是道士写的。
为什么道士会成为性学专家呢？我们就得说说汉代班固写的《白虎通义》，这本书是东汉章帝在建初四年（79年）于洛阳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同异的会议记录，最后由班固整理出来。全书分十卷，主要是强调纲纪伦常，其理论依据是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以作为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在这本书中，经学大师们对性问题非常重视，甚至讨论了老年人的性交问题：
男子六十闭房何？所以辅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礻施，为乱长幼之序也。《礼·内则》曰：妾虽老未满五十，必预五日之御。满五十不御，俱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饱，寝非人不暖；七十复开房也。”
即强调上了年纪的男人需要通过性交以获取女人阴气，补充自己衰退的阳气。连老年人都不忘记提醒一把，可见汉代人对性教育的重视，认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既然重视性教育，就要有人传授，《白虎通义》对此特别指出：“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父亲不能教自己的儿子，那母亲就更不能，那该由谁来教呢？《白虎通义》上没有说。
但是我们可以猜，是道士，因为他们是出家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老婆孩子在汉代，道士是有老婆的，比如创立道教的张天师，他就有一个名叫张衡的老婆而是说他们的社会网络和平常人不会有太大的交集。所以呢，由他们来教导孩子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们这里还是先引《汉武故事》吧
上（武帝）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晓其术，年百余岁，貌有少容。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亡去。自柏台烧后，神稍衰。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三子，与朔同日死，时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后贵人公主慕其术，专为淫乱，大者抵罪或夭死，无复验云。
再看《神仙传》，里头记载了张天师向其徒众传授房中术作为修炼之法：“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
总之，道士作为性的启蒙者、传播者是被公认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很多明清小说中看到。即便在正史中，只要稍微留心，也有不少。像汉代就有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冷寿光等人，《后汉书》上就说冷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颈鹬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魏晋时代，东晋的葛洪，南朝梁的陶弘景，也都是房中术的大理论家之一。宋朝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也是一位房中术专家，宋徽宗赵佶就曾向他求“广嗣之法”。明朝开创武当派的张三丰据说也是。
除了道士之外，房中术的专家就非医生莫属了。因为中国古代的性科学从来就不单纯局限于性的常识、性技巧、性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它如果不是和道家的长生概念联系在一起，就是和医家的保健概念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历代的医学家，没有不研究房中术的。像隋唐时的孙思邈就是一位房中术大师，所著《千金要方》中就有不少房中术的重要理论。
广嗣种子：房中术的首要理由
如果按照房事禁忌去行房的话，简直找不到几个好日子可以做爱了。
我们知道，任何理论要得到大众欢迎，至少要在道德高地上占有位置。房中术虽然说是以节欲养生为主，但是这种理由实在是太渺小太自私了，觉悟实在是太低了，跟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类的口号比起来那自然是拿不出手的。
看一下张天师传教的例子就知道了，他的黄赤之道、混气之法，其实说白了，就是房中术。但是他不这么说，他会说我这是鼓励大家繁衍人类，没有人类，宇宙就会灭亡了，所以他把参加过度仪的信徒叫做“种民”。
汉代的官方文献《白虎通义》的《嫁娶篇》上说：“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你看，多娶老婆的理由就是为了多生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思想在现代的生活中尚有市场，那么在古代是什么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涉及子嗣问题，连礼都可以变通。
中国古代有一类图书一直很畅销的，比如《广嗣宝集》，相当于现代的育婴宝典，读这种书是想生孩子的准爸爸妈妈必须要做的功课。这种书里头就少不了收有“仙传种子丹方”、“种子法”。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大抵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希拉里·克林顿就曾经在美国国会抨击中国的生育政策，以为中国人连生育的自由都没有。其实她一点也不了解，中国人之所以热衷生育，并不是为了自由，相反是为了不自由。这种热衷是基于对家族的神圣义务每个男子都有义务使本族枝繁叶茂，一旦无后，则祖宗在九泉之下便不得“血食”了。
这种近乎宗教的崇拜祖先观念导致了重子嗣，尚多子。因此传世房中术文献最经典、最完备的作品《医心方·房内》（即《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其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求子第廿一”，远远超出其他各节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也就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我们这里不妨看看一代大儒顾炎武的例子。他一辈子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波还要著书立说，但是在子嗣问题上却未能免俗。他一生无子，引为憾事，当一代名医傅青主告诉他还有生孩子的可能的时候，他不顾五十九岁的“高龄”纳了个妾。相反，这如果是简单的财产继承问题（当然，对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对顾炎武这种认为天下已亡的大儒来说，就成了简单的问题），估计顾炎武也就不会这么放在心上了。
科学昌明，如果没有孩子，现代人会去求医问药。那么古代人呢？除了祭拜祖宗鬼神之外，往往只能求助于房中术了。
所以，房中术绝对不是一门下流的学问，而是一门拯救全人类的高尚学问。
每一门学科在其萌芽时期都会有不少的谬误，现代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其他的日子属于安全期。但是古人的求子偏偏是在安全期上大做文章。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胎产书》上就说：“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经）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